对中华文明有深远影响的王朝

对中华文明有深远影响的王朝　　

　　自纪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到纪元一九一一年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中国境内一共出现了二十一个正统的封建王朝。如果不把分裂时期那些小朝庭计算在内，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只有十个。其中对中华文明有深远影响的王朝有秦、唐、明、清四个。

　　这里所说的有影响的王朝和强盛的王朝并不是同义词或近义词。影响多半是制度性的，有影响的王朝是指这个王朝的典章制度和社会体制不仅对当世而且对后世的中华文明有深远的影响。有影响的王朝不一定是强盛的王朝，如明王朝积弱不振，但对中华文明的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同理，强盛的王朝也不一定是有影响的王朝，如汉王朝光芒万丈，气吞山河，但对后世的中国影响并不大，除了富庶的物质文明和多姿多彩的艺术成就外，没有留下多少制度性的遗产。

　　对文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秦王朝和唐王朝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总体上是正面的；明王朝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清王朝的影响则正负参半。

　　这四个封建王朝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各有侧重。秦王朝奠定了中国封建专制体制和集权政治的总体框架，后世王朝的政治建构都没有离开这个框架。尤其是统一了文字，大一统的思想在国民心中深深扎下了根，使中华文明在最艰难的时刻也没有解体。唐王朝创立了"科举制度"，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史，使政权的大门向民间开放。明王朝发明了八股文和文字狱，使知识分子的思想僵化，由社会的进步力量变为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绝对极权专制则窒息了社会的生机，使中国的发展停滞不前。清王朝则开拓了中国的辽阔疆土，使中国成为超极大国。

　　

一、秦王朝高屋建瓴

　　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一个强大无比的王朝。它的开创者始皇帝赢政具有充沛的精力高度的智慧和强烈的责任心，一手缔造了中国集权专制政治的总体框架。他在政治上的每一项措施，都影响中国历史至少两千年之久。

　　赢政是在消灭六个诸侯国的基础建立起秦帝国的。为了防止帝国重蹈纪元前八世纪周王国的老路，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强大，陷入尾大不掉，诸侯混战的局面，赢政决定对传统的政治体制作大幅度的改革。其中对后世历史有重大影响的改革有下列两项。

　　（一）、对全国的行政区域重新划分，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

　　秦以前的周王朝实行分封制，除了首都周围的一块地方划归中央直接管辖外，其余的国土分为若干封国，封国的等级依据面积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寡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在历史上统称为诸侯国。封国的统治者称为　国　君，他对中央的义务是每年去首都朝见国王并交纳象征性的贡赋，在国家陷于战争时向中央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和装备。对于封国的内政，包括行政、财政和军政，　国　君则有绝对的主宰权力，绝不受中央控制。　国　君的位子实行世袭制，老子死了儿子继位，没有儿子则由　国　君指定其它的亲属继位。没有特别的背叛行为中央不能随意剥夺　国　君的世袭权力。这种政体的优势是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责任感，劣势是地方的权力过大，封国容易积累对抗中央政府的资本。如果封国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　国　君，恰好这时位于中央的国王又昏暴无能时，封国的实力就有可能超过中央。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封国就有可能不受中央节制，就会脱离出去另立山头，并进而对中央或其它的诸侯国发出战争威胁。其它诸侯国得不到中央的保护，也会扩张实力奋起自卫，并不再效忠中央，于是诸侯混战，国家陷入分裂。赢政针对这些弊端，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把全国划分为四十一郡，每郡又划分为若干县。郡县的最高行政长官称郡守和县令。郡守和县令由中央直接任命，职位不能世袭，并可由中央随时调任或撤换。郡守、县令调离、撤职或死于任所，中央再直接指派新的郡守县令，地方不得干预。郡守直接对中央负责，县令既对郡守也对中央负责，但主要是对中央负责，因为他的任勉升降权操控在中央手里。这样行政大权都集中到中央一级，地方政府只能按中央的指令施政。这种体制的长处是限制了地方的权力，中央保持绝对的力量优势，防止了国家的分裂。中国始终能够保持一流大国的地位全得益于这种体制。短处是地方的权力受到限制，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受到限制，社会发展速度减慢。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步，后期甚至出现退步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取消世袭制则减弱了地方行政长官的责任心，因为他的家族不能享受他努力的成果。只对上面负责的单向负责制促使地方政务官漠视下属或臣民的意愿和感情，甚至会去奴役搜括他们，榨取他们的财富来讨好上司和中央，容易出现暴政，所以中国的官逼民反特别多，结局也特别惨烈，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仇恨都没有中国这样深，这样不可调和。西方的民族国家一般都亡于外族之手，中国的封建王朝除了宋王朝外全亡于民族的内战。这种中央集权体制虽防止了国家的分裂，但容易激发全民族的内战，加速朝代的更换。当中央政府首脑渎职或滥用职权时，先前地方政府还可以有效地抵制国王的暴政，灾难只限于中央一级，不至向全国范围内蔓延。现在地方没有权力和实力来遏止昏暴国王施加的负面影响，灾难遂很快扩展到全国。暴行得不到强有力的制止，就会变本加厉，最终超过了被统治者忍耐的极限，全民抗暴内战将不可避免。这种民族全面内战的破坏性和残酷性较之诸侯国之间的政治战争要惨烈百倍。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死人不过几万或十几万，最野蛮的秦赵长平之战也只死了四十万人；破坏也是局部性的，只限于战区内。改朝换代的内战则不同，死人都在千万以上，有时占全国生灵的三分之二（隋末民族内战）或五分之四（东汉末民族内战）。战争中心地带则十室九空，百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破坏也是全国性的，因为全国都成了战场。至于加快了改朝换代，下面的数字是最好的说明：实行分封制的周王朝寿命八百七十九年；秦以后的封建王朝寿命都没超过三百年，创立中央集权体制的秦王朝只维持了短短的十五年。

　　赢政创立的中央集权体制被以后的各王朝忠实地仿效。继任的西汉王朝鉴于秦迅速覆亡的教训，实行分封和郡县双轨制，结果五十年之后爆发了七个封国联合对抗中央政府的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央的胜利而告终，分封制也随之走向了末路。

（二）、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制度。

　　周王朝后期，各封国经过长期的政治独立，犹于西罗马帝国崩裂后的欧洲一样，每一个封国都发展成为一个互不相同的文化和经济的社会单元。各国文字不同，升斗有大有小，里程长短不一，车辆各有宽度，也就是说，车辆只能在本国行驶，一出国境，因为不能合辙的缘故，寸步难行。赢政要求把这些全部划一。首先他下令采用一种新文字，也就是一种简体字，把周王国及六个王国所使用的那些繁杂而又互相差异的文字简化为一种"小篆"，以后更进一步地简化为一种"隶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由政府所发动，对文字所作的第一次剧烈的改革，是中国文化最大的一次跃进。其次赢政规定标准长度，标准容量和标准重量。从此中国境内，文字、尺寸、升斗、斤两以及车辆的轮距完全一致。这件事奠定了中国人万世大一统思想的基础。中华文明在以后的两千年能够一脉相承，没有象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那样解体，全得益于秦王朝的这项制度。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方块字"的功能。方块字是赢政制定的统一文字的形态，由点、横、竖、撇、捺等线条象搭积木一样组合成具有一定空间结构能够表达各种意思的小方块。这种文字外形固定不

容易变化，学起来也相当困难，不象拼音文字那样易变易学。一个聪明人两年时间可以掌握一门外语，但起码得六年时间才能学会汉字。正因为方块字缺少变化，人们就不容易以方块字为基础去制造其它文字，就象欧洲人用拼音字母制造各种不同的文字一样。秦以后的中国统一是主流，分裂也是经常的，有时甚至是长期的分裂（如南北朝、五代、南宋时期），但分裂后各地的国民都以大一统的中国人自居，都有一种心理状态，认为分裂是暂时的，终必统一。所以国与国合并之后，人际之间马上水乳交融。这就要归功于方块字的魔力。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四分五裂的现象并不比中国南北朝时更严重。但中国能够重新统一，欧洲却永远地分裂。罗马帝国拉丁文是一种拼音文字，一旦土地隔绝，语言相异的人能够用拉丁字母拼出各自的文字。使用的文字不同，各地人民不可避免地差距日增。中国没有字母这个工具，不能用拼音的方法制造各自的文字。既使中国陷于分裂，甚至象南北朝时期几百年的长期分裂，在广大辽阔的中国领域之内的人民仍在使用同一的方块字。方块字象一条看不见的魔线，把语言不同，风俗不同，血统不同的人民的心灵缝在一起，成为一种自觉的中国人。中国能够保持超极大国的地位，方块字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功劳，这是秦王朝对中华文明所作的最大贡献。

　　

二、唐帝国开科取士

　　科举考试起源于隋王朝，但到唐王朝时才成为政府的国策和不可更改的制度，并为以后的历代王朝所沿袭（元帝国除外），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被废止。

　　科举制度就是通过公开的竞争性考试选拔政府官员，考试对象面对全国公民，包括贵族子弟和平民子弟。凡考试及格的知识分子，不问门弟出身，一律委派官职。这是一个巨大的变革，变革的矛头针对唐王朝以前门弟世家独霸政府的不合理现象，变革的果实是扩大了政府的统治基础。在此之前，政权的大门一直是关闭的，只限于贵族和门弟世家。科举制度使政权的大门向广大民间开放，虽然只是窄窄的一条狭缝，但与完全关闭多少有点区别。科举制度的功效有两点：一是提高了政府官员的整体素质，这点不用赘述；二是使天下豪杰陷于追章逐句之中，以柔其犷悍横逸不顺之气，聪明才智之士为了从这一条窄窄的狭缝挤进政府，不得不把全部生命消磨在九经的九本儒书之中，再也没有精力谋反闹革命了，从而减少了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李世民大帝登基后，朝庭举行第一次会试，当他从宫殿高处望着进士们鱼贯而入的肃穆行列时，兴奋地说："天下英雄都被我装到口袋里了。"科举考试网罗人才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功效是显而易见的。

　　科举制度到了宋王朝开始走向成熟，考试纪律日趋严肃，唐王朝那种浪漫戏剧化的场外交易成了不可思议的古老故事。唐王朝的科举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有很大的随意性，政府并没有为科举考试制定必须遵循的划一标准，只是在宏观上确立了不可逾越的界限，在考试纪律等细节上没有作强制性的具体规定。在确定录取人名单和进士名次时，不但取决于主考官和皇帝的意志和好恶，天皇贵胄和亲王公主也能施加很大的影响，这些人的态度往往能决定主考官的态度。尤其是公主，不但对主考官有很强的左右力，皇帝的判断力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影响。那些应试的士人为了引起公主的注意，常常的应考的文章之前加上一篇离奇曲折的趣闻轶事，以激发公主的兴趣。中国最早的小说就是这样产生的。如果这篇题外文章情节引人入胜并足以打动公主的芳心，就算应试的那篇文章写得不怎么样，也照样能够得到公主的青睐并金榜题名。为了矫正这一弊端，宋王朝为科举考试制定了一整套应试士人必须严格遵守的强制性纪律，使科举制度真正走向正规化。考试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视使人神魂俱醉。当进士及弟的高级知识分子结队朝见皇帝通过街市时，首都开封就好象疯狂了一样，万人空巷。当时有人感慨说："纵使一位大将，于万里之外立功灭国凯旋归来，所受的欢迎也不过如此。"

　　科举制度的副产品是制造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如果认为这个阶层是中国的先进阶级，那就有失偏颇。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区别。西方的知识分子是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的知情者，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导力量；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这两方面的知识则知之甚少，他们的知识面相当狭窄，所受的教育仅限于九经的九本儒书，考试的目的又仅仅限于做官。儒家文化的精神是保守落后的，因此儒家文化的掌握者--知识分子也就先进不到哪里去。他们自认为是天之骄子，但思想保守，默守成规，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都有强烈的抵触心理。即使有王安石、康有为等极少数知识分子站在时代的前列，喊出了震聋发聩的最强音，也不能改变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保守落后的大趋势。事实上王安石、康有为之流已经超越了自己的阶级，是知识分子的精英。唐王朝以前，中国一直在向前走，一直以强大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民族之林，生龙活虎一样使山河动摇。唐以后的中国则日趋衰落，一天天走下坡路，甚至整个中国两度被外族征服。尤其到了明王朝以后，知识分子日益成为阻碍社会变革前进的力量，使中国在近现代大踏步地后退，远远地落在西方文明国家后面。这也许是科举制度惹的祸。十九世纪中后期，日本和中国都由政府发动组织了一次变法运动，即"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但日本成功中国失败，结果日本成为一流强国，中国则成为最不文明国家，原因就是日本没有知识分子阶层，变革遇到的阻力也就小得多。

　　在这一章将要结束之际，我要提醒大家记住这样的一个光辉事实，唐帝国是当时已知的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首都长安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和纽约一样，世界各国的人才都拚命往中国跑，并在长安定居下来。唐帝国的缔造者李世民大帝当政时期，中国出现了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没有贪污的时代--"贞观盛世"。这说明贪污并非是不治之症，是能够消灭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科学理性的政治体制。

　　

三、明王朝作茧自缚

　　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罪恶深重的王朝，它对中华文明的伤害在于它的缔造者朱元璋创立了一整套野蛮邪恶的制度，窒息中华民族的生机，践踏中国人的尊严，毒害知识分子的灵魂，造成中国几百年的落后，由天朝大国堕落为东亚病夫。明王朝灭亡之后，这些制度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遗害中国几百年之久，今天的中国人仍能强烈地感受到它的毒害。

　　（一）、摧残人权和秘密警察制度的建立。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廷杖和锦衣卫

　　廷杖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打罪犯的屁股。这是一种极端痛苦的刑罚，受刑人痛苦难忍，禁不住大声哀号，丑态百出。一个人如果被处罚廷杖一百以上，他所接受的就与死刑无异，而且是极端丢脸的死刑。这种刑罚所造成的肉体上的伤害也许是次要的，精神上的伤害才是主要的。因为廷杖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上流人士，他们平时比普通人更看重面子和尊严，现在让他们在众人面前出尽洋相，那是比砍头还要严重的丢脸事件。受过廷杖的人如果能够屈辱的活下来，人性的尊严也就不复存在，没有尊严的人什么下贱事也干得出来。

　　廷杖是对人权最大的摧残。在廷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中国人的自尊就是在廷杖的淫威下一步步地毁掉的。

　　"锦衣卫"就是皇家特务组织，职能是逮捕审讯谋反和大奸大恶之人。中国人的特征是出奇地忍辱负重，谋反的案件毕竟少之又少，于是锦衣卫的职能转变为专门迫害人的机构，后来进一步转变为迫害正直人的机构。锦衣卫的审讯一律是刑讯逼供，用难以忍受的酷刑索取口供，不是要审问你犯了什么罪，而是要你承认早就拟定好的罪状。明王朝中后期，除了锦衣卫外，还增设了相同性质的"东厂"、"西厂"和"内厂"，本已遍布全国的秘密警察，遂相互交错，密如蛛网，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争吵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传到皇帝耳朵，公民的隐私权和人身安全权自此不复存在。人权进一步地受到践踏。

　　（二）、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

　　秦王朝开创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五百年之久，严重压抑了中华民族的生机和活力。明王朝又进一步把这种体制推向极端，建立了一整套绝对极权专制制度，使残存的一点生机被最后扼杀了。

　　朱元璋得天下后，为了防止大权旁落，撤销了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擢升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为一级中枢机构，各部首长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不再设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发号施令。也就是说皇帝把所有的行政权力都抓在自己手中，各级政府官员只需要机械地秉承皇帝的意旨办事就行了，不允许有任何变通和创见。已经够专制的政府，此后进入了更绝对的专制。先前皇帝只管大事和大的案件，次要的事则交给宰相办理，宰相只需定期向皇帝报告政务就行了。各地呈上的奏章先由宰相批阅，宰相把认为重要的奏章上呈皇帝，其余的则自行处理，然后把处理结果给皇帝汇报。现在皇帝没有助手，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过目，这种措施虽有效地防止了大臣揽权，但只适用于行政区域不大的小国寡民。象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地方相差悬殊政治复杂多变的庞大帝国，靠皇帝一人的智力和精力是肯定应付不了的，即使勉强应付得了也难免失之草率。朱元璋在位的后期，平均每天要亲自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百种案件。假定他一天工作十个小时（这对于一个老人来说已经是超负荷的工时了），那么他平均一分钟就要批阅一件奏章或裁决一种案件，这样惊人的工作量是不可能讲究质量的，何况天天如此，神经不能松弛，间隔一天次日就得把功效提高一倍。从前有宰相可以帮助皇帝，如今没有人能为他分担，他也不准别人分担。如果皇帝懒惰昏庸，政务就会大量积压，政府将陷于一种"不作为"的状态，政治出现全面或局部瘫痪。

　　义务和责任往往是和拥有的权力相对应的。政府官员手中无权，责任心也就会大打折扣，积极性和主动性无法调动出来。每个官员在政治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智力和精力不是用于治理国家大事，而是用于贪污、内斗、跑官和结党营私。结果民族的生机窒息了，官吏的品质堕落了。

　　（三）、对知识分子的毒害。

　　文字狱摧毁了知识分子的个性；八股文毒害了知识分子的灵魂。

　　文字狱就是因文章招来的刑责，但和今天的文章侵权不同，它的特征是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是当权人物神经过敏作贼心虚的一种反应。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就可能惹下杀身之祸。于是知识分子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灾难。知识分子为了不致因文惹祸，只有封闭自己的思想和灵性，违心地写一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类的马屁文章，或一头埋在故纸堆里从事毫无意义的"考据"和"较订"古籍。良知未泯灭的人则干脆封笔，听任自己的艺术才华湮没无闻。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致此出现了断层，文学艺术从此远远地落在西方文明国家后面。这个罪恶的制度被以后的历代统治者继承发扬，成为中华文明最大的污点。继明王朝之后的清王朝把"文字狱"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先前还一人做事一人当，只杀作者不殃及无辜，"雍正""乾隆"朝则把因文获罪的知识分子殊连九族。如戴名世案全族处斩；吕留良案子孙处斩，妻女发配黑龙江；卢鲁生案除了主犯父子处斩外，受牵连定罪下狱的达一千余人。即使到了以"三民主义"为立国纲领的民国，也不断有作者因文章与政府不合拍而被关进监狱或绑扑刑场。鲁迅的杂文《为了忘却的记念》就是为悼念被政府杀害的五个青年作家而写的。

　　科举制度到了明王朝已步入了死胡同，不但考试范围限定在"四书""五经"；还特别颁布了一种试卷格式，规定应考的知识分子必须使用"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种文章体裁，一篇文章中，不多不少恰恰包括八股--一股即两个或四个完整的句子。但八股文主要的特征不在形式而在精神方面，即内容方面。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见解，而

是代圣人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什么也没触及，写出来的全是没任何实质意义的"假话、空话和套话"。这样知识分子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禁止独立思考，只要把假话空放套话代入八股文格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

　　在八股文的钓钩下，知识分子的全部工作就是围绕八股文转圈，没有自己的思想，也没有自己的情感，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做八股文和如何做官。在这种考试制度下金榜题名的知识分子肯定不是社会的精英，有真才实学的没有几个。那些匡时济世治国安帮的栋梁之才则永远与进士无缘，被绝对地排斥在政府大门之外。如洪秀全参加了四次科举考试，可连士大夫最低级的"秀才"头衔都没有取得，后来却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成为震惊中外的巨人。和洪秀全同时代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到是榜上有名，可在英法联军围攻广州时只知扶乩拜神睡大觉，成为俘虏后被英军当作一种奇异动物装在木笼里运到各国展览。

　　八股文严重地毒害了知识分子的灵魂，从此知识分子成了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名词，由社会的进步力量变成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

　　明王朝就是靠廷杖、锦衣卫和八股文三样东西，把伟大的中华民族导入黑暗的蛮荒。以后的中国人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寻求指引中国走出黑暗的途径，一代又一代。

　　四、清帝国开疆拓土

　　提起清王朝，人们马上会给它贴上"腐败无能"的标签。这也难怪，十九世纪中后期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都是清王朝签订的，在中国人心中，没有比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更丢脸的事了。其实这是不公平的，如果西洋人进入中国时面对的是明政府，那就不仅仅是签订屈辱条约了，我敢说中国会亡国。事实上明王朝就是亡在外族人手中，那时的满族和十九世纪的英法在中国人眼中都是蛮夷，只不过后来中国人自欺欺人地把征服者也当做中国人罢了。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清王朝不仅不腐败无能，它也曾强悍无比，满洲人以入关初期那种强劲活泼的新鲜生命力，不断的开疆拓土，一鼓作气地为中国扩张出广大的空间，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清王朝对中国所作的贡献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都要巨大和重要。满洲人入关时，中国的疆土只有三百五十三万平方公里，清王朝鼎盛时期的疆土达到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比明王朝末期的疆土要大四倍。即使后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丢掉了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上世纪初期清王朝灭亡时仍留给中国一千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土，在当时的世界上仍居第二位，仅次于北极熊俄国；有效领土则居世界第一位（俄国领土的大部分为荒凉苦寒的冰原地带）。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清王朝上升时期是怎样生龙活虎般地开疆拓土的。

　　十七世纪初期，蒙古分为六个部落，察哈尔部落首领林丹汗企图重新统一蒙古，向邻近部落挑起战争。遗憾的是：林丹汗没有为实现他的雄心所必须配备的杰出才干，他对内完全采取高压政策，引起各部落的反感。毗邻后金汗国的两个部落不堪压迫，先后投降后金。一六三二年，后金第二任可汗皇太极跟投降过去的蒙古部落联合西征，林丹汗大败，察哈尔部、土默特部和鄂尔多斯部先后投降，林丹汗残部逃到青海支持了三年，到一六三五年也向后金屈服。面积达一百万方公里的内蒙古自此并入后金的版图。

　　一六四四年，满洲人入关，内蒙古和二百四十八万方公里的东北作为"嫁妆"带入中国。

　　一六八三年，收复三万六千公里的台湾。

　　一六八八年，准噶尔汗国雄才大略的可汗噶尔丹入侵外蒙古，喀尔喀的三个汗部战败，请求归附中国。康熙大帝率军迎击噶尔丹，于一六九０、一六九六、一六九七年先后三次大败噶尔丹，外蒙古一百八十万方公里的疆土自此纳入中国版图。

　　一七一七年，准噶尔汗国远征军在名将大策零的率领下突袭拉萨，占领西藏。清政府出兵干涉，于一七二０年击败准噶尔远征军，面积一百六十万方公里的西藏自此并入中国。

　　一七二三年，青海统治者罗卜藏丹津反叛中国，中国的反应迅速而强烈，清政府任命年羹尧、岳钟琪率军进入青海。一七二四年二月，岳钟琪率五千骑兵发动突袭，击败罗卜藏丹津的主力，只用了十五天时间，就把六十六万方公里的青海土地全部征服，并入中国版图。

　　一七五五年，准噶尔汗国发生内乱，辉特部酋长阿睦尔撒纳逃到中国，请求中国出兵帮助他回国夺取汗位。清政府以阿睦尔撒纳为向导侵入准噶尔，占领首都伊犁，把准噶尔分为四个小国。明年，阿睦尔撒纳对清政府反咬一口，宣布独立，重新统一准噶尔汗国。一七五七年清军再度西征，重新征服准噶尔，并翻越天山南下，击败和卓木兄弟乘准噶尔灭亡之机建立的巴图尔汗国，占领南疆。面积一百九十万方公里的准噶尔汗国自此成为中国领土。清政府把这块领土改称"新疆"，意为新开辟的疆土。

　　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清王朝扩张了九百四十七万六千平方公里的疆土！他们当初并不是为汉人开疆拓土，纯是为满洲人扩张，后来才极不情愿地传递到汉人之手。

　　清王朝对中国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今天的中国人对清王朝开疆拓土的武功所知甚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误认为唐朝和元朝的疆域最大。唐帝国上升时期对外战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征服了塞北和西域，西部边界曾到达中亚的石国（中亚细亚塔什干城），和清帝国的西部边界相当，东部还一度征服了大半个朝鲜。但辽阔的青藏高原（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和云贵高原（三十二万方公里）属于吐蕃和南诏王国的版图，吐蕃还一度成为唐帝国的劲敌，多次打败唐帝国的军队，安史兵变后则把唐帝国的西部疆土（河西走廊和西域共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全部夺去。塞北虽然征服，但唐帝国无力消化，无意在那里设立统治机构，留下了权力真空，不久就被新兴的回纥汗国占据，因此塞北不能算作唐帝国的领土。以此推算，唐帝国盛时疆土还不到清帝国的三分之二。蒙古帝国虽然庞大，但统治中国的元帝国只是它的一个子国，西域和青藏高原不属它的领土，面积只有清帝国的一半。

　　清王朝除了为中国开辟出辽阔的疆土外，还对中国传统的宫廷制度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大量裁减宦官和宫女人数，大力压缩宫廷开支。宫女由明王朝的九千人消减到一百三十四人；宦官由明王朝的十万人消减到五百人；宫廷每日开支由明王朝的一万两压缩到三十五两，减少率百分之九十九点七。这是一个多么巨大而又惊人的进步！

　　别忘了清帝国统治的疆土相当于明帝国的四倍！

　　在这篇文章将要收笔之时，我的心底突然掠过一丝颤栗，害怕这篇文章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因为里面有些话说得太真太实了。按理文笔真实是应该提倡的，但我居然有点后怕，这兴许是明王朝对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