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化开放与交流的历史思考

 一、四川文化历史形成是多民族交融的结果
   
    1、文化概念
   
    研究四川文化首先要认识四川文化，认识它的发展历程和传统特性。四川，古称巴蜀，因而四川传统文化又称巴蜀文化。文化，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协调群体关系、调节自身情感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地域风格和民族样式。四川文化就是生活在四川地区的各民族人民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精神与制度的总称。文化本身有两层含义:一是“文”的含义、一是“化”的含义，文化的“化”，是一个向广度开放，向深度延伸，是交流与传播、演变与发展的动态过程。
   
    2、四川文化的历史
   
    四川的史前历史可上溯到200万年前。从“巫山人”、“资阳人”遗骨的考古发现，到西昌、长宁以及营盘山新石器文化时期彩陶制品的发掘，从“大溪文化”到三星堆遗址，从“新津宝墩”古城遗址发现，再到郫县温江、崇州都江堰早期古蜀文化遗址的发掘，直到今天正在发掘的成都金沙文化遗址，这些考古发掘以事实证明了古蜀人、古蜀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代代相传的历史。也进一步证明:古蜀文明与黄河流域及其它地区文明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灿烂多姿的中华古代文明。四川人不仅是巴、蜀两个民族的后裔，而是一个众多民族融合的族群。《华阳国志》记载，四川所属有:濮、苴、共、奴、夷、滇、僚……等20多个古民族，除汉族外，至今还聚居着14个世居少数民族，从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典型文化遗存所呈现出的不同文化面貌来看，四川地区原始先民来源于不同的人类群体。四川人的多民族性，决定了四川文化的多样性。就文化作为一种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而言，不同民族因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自然形成不同的文化特性。因而，古蜀文化是多民族文化兼收并蓄、沟通融合的结果。长期以来，人们以四川地理环境闭塞而不自觉地把古蜀文化看成封闭的、保守的、落后的文化体系，动辄以“盆地意识’，来讥讽、自嘲，这是一种误判。从历史文化发展进程来看，蜀文化从观念意识到行为实践，其文化主流所表现出来的是积极的、开放的、先进的特性，重交流与融合。比如，先秦以前出土于广汉三星堆的青铜器，铸造技术与设计艺术炉火纯青，成都十二桥木结构宫殿，规模宏大，金沙遗址金箔美妙绝伦;入汉后，古蜀文化、经济繁华程度超过关中地区，被誉为“天府之土。”，隋唐时期，四川经济和江南同为唐王朝财富的两大支柱，如武元衡在《奉酬淮南中书相公见寄序》中写道:“时号扬、益(四川)，俱为重藩，左右皇都。”唐宋时期，四川的文化和科技也是全国最发达地区之一，诗人、文学家、史学家如星光璀璨;刘咸炘《重修宋史述意》所载:“宋之一代史学实在蜀”，黄裳绘制《天文图》、《地理图》，秦九韶《数书九章》，陈希亮发明“叠梁拱桥”，使四川科学技术饮誉世界。
   
    二、四川文化历史开放与交融的特征
   
    诚然，四川地理环境闭塞，但古蜀文化思想并不封闭。综观四川地势地貌，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云贵高原和秦巴山，群山环抱，成为古人所说“四塞之国”，无怪李白也要慨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于是人们认为，囿于盆地、听命自然、故步自封、不思开拓进取，就成了四川人的特征。然而，通过对大量考古文物与文献资料的思考、分析，我们得到了不同的认识:远古以来，古蜀人并非从来就安于盆地之内，而是富有开拓精神，他们不畏高山大川、不惧险滩恶水，冲破万道难关，越崇山、过秦塞，涉江河、下西南，凿栈道、穿三峡……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凌云之志，没有坚韧之力，没有开放的胸怀，没有进取的精神，何以能做得到。
   
    1、古蜀口传文化
   
    远古时代，蜀人之女就与中原的黄帝族通婚，《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二(子)曰昌意，降居若水(雅砻江)，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阳……昌意之同阳立，是为帝颛顼也”。通婚，是一种深度的文化思想交流与融合，如果没有开放的意识，则很难促成婚姻的交流。不同民族的人带着本民族的文化风格、生活习俗，在共同的生活中，在思想、感情交流之中相互影响、相互吸纳，形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类似的传说还有，“禹娶涂山”。古蜀国最早的三代蜀王，即蚕丛、柏灌、鱼凫，与夏、商多有交往，并随周武王征战南北，讨伐商封王，在交往合作中传播自己的思想文化，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以郫县为都邑的蜀中第一帝，即望帝杜宇，杜宇来自古蜀国以外的云南昭通，按现在的话来说，杜宇是古蜀第一个“外国籍元首”。可见，四川人自古以来就很开通，少有地方主义。无独有偶，第二任蜀王也是“外国籍”的鳖灵，此人身份是“荆人”，即“楚人”(今天湖北、湖南一带的人)，因治水有功，而得到蜀人拥戴，杜宇氏于是任人唯贤“禅位”于他。鳖灵氏深有感触，故取国号以明志，号:“开明”，开明者，通达、明智，思想开通、不顽固不保守不僵化;通，古语言“往来不穷谓之通”。往来，是为了沟通、为了交流，开放的胸怀昭然若揭。口头文化传承是一条历史的线索，是具有真正文化历史含量的传统。文化的大树总扎根于民间的土壤里，其根系中保存着生命古老的基因，正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的，“对于许多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本民族基本的识别标志，是维系社区生存的生命线，是民族发展的源泉。”
   
    2、古蜀图腾崇拜
   
    探询祖先古老的文化思想根源，就要从最早的一种自觉的民族认同出发，这就是图腾崇拜，它是一种民族自身的寻根意识，是一种民族历史需求的外化。考古学家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了距今3000多年、商代时期的“青铜神树”，树上有九只“神鸟”，在成都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中也有青铜神鸟，其中还有一件堪称黄金史上杰作的“太阳神鸟”金箔，在其图案中，旋转的太阳，光芒四射，四只环绕的金乌，龙飞凤舞。鸟与古蜀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蜀国王鱼凫、杜宇，前者本身就是一种水鸟，既能水中游又能天上飞;后者死后其魂也要化作鸟，俗称杜鹃鸟，也叫蜀鸟。可见，古蜀人是把鸟作为自己的图腾。为什么会选择鸟呢?其原因是鸟有凭借双翅飞翔的特性。四川地势险峻，江河纵横，群山环抱，古蜀人渴望有一双翅膀，争脱环境的羁绊、摆脱地势的束缚，追求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空间，实现飞跃山川、冲出盆地的梦想。把鸟作为氏族的图腾，就是一种信仰，一种寄托，是超越现实、超越自我、塑造自我，对美好未来和远大目标的自觉追求。可见，古蜀先民那种冲出盆地，向往广阔天地的高远志向，那种不甘封闭渴求与外界交流的坚定信念，早已寄托在声声的鸟语里、铸就在坚硬的青铜器上，铭记在黄金永不退色的高贵中。在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人面具，有着夸大的、长且向两侧伸展的大耳朵，双目纵向突出，这种奇特的人物造型，是古蜀特有的，它形象地表达出扩展听觉，延伸视角的渴望。这是否是古蜀人“千里眼，顺风耳”最初的原始构想呢，我们认为是这样。而无论是上述“青铜神树”的九鸟，还是金箔“太阳神鸟”，其创意无疑与《山海经》“金乌负日”的神话相符，这证实了远古时期，古蜀文化就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这其中不可能没有交流与来往、沟通与融合。类似的物证是，一尊早于金沙遗址1000多年，且具有良诸文化风格的玉踪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这是当时长江下游地区百越文化与四川盆地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又一证据。
   
    3、四川经贸与人员往来
   
    经济与文化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文化的开放促进经济的交往，经济的发展也同时促进文化的交流。经济对文化的作用不一定是最直接的，但却是最有力的，因为文化的物质基础得由经济来提供。经济活动的频繁程度取决于经济环境的开放程度。因此，经济环境的开放是经济交往、商品交换的基础。要进行贸易、交流、合作，首先必须相互沟通、排除障碍或缩小距离、取得互信，这就必须在文化观念上进行交往，使狭隘封闭的文化心理向宽容开放的文化观念转变。有一种说法是，商人是“传播文明的使者”，的确，商人在带去商品的同时也带去了文化，在交换商品的同时也在进行文化交流。他们传播了凝结着本民族本地区的传统风格和特殊技术的商品，也接纳和引进了异质文化的成果。开通于商代以前驰名的“南方丝绸之路”，也称“蜀布之路”，即《史记·南夷列传》所记“蜀身毒国道”，它是西南地区最古老的对外贸易陆路通道，起于成都，沟通西南、东南亚、南亚及西亚和地中海地区。蜀地与各民族各古国交换丝绸、蜀布、邛竹杖、漆器、南亚象牙、印度洋海贝等大量物品。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海贝以及成吨的象牙证实了这条通道的久远历史及显示出来的相当规模。成都商业街船棺墓葬群遗址，是开明王朝晚期，距今2500年前的文化遗址，而船棺墓葬多见诸波利尼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中国的船棺墓葬只分布在四川境内，流行于战国至西汉前期巴、蜀两族间。很明显，这种风俗是一种文化交流的结果，而这种风俗文化的形成是在经济交往过程中吸收和传播开来的。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都江堰，是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无坝引水工程。郡守李冰父子“引水以灌田，分洪以灭灾”，既是为了灌概农业、促进经济发展，同样有开辟通道促进货物交换与人员往来流通的作用。“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其目的就是为了川江独特的水运工具——排筏运输。唐代，这种运输盛行于成都、乐山、新津、雅安等地。四川发达的水运也是连接外界的通道，这才有诗人们笔下“轻舟已过万重”、“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记述。唐宋五代，不少文人来往于四川，以杜甫、陆游、刘禹锡等为代表的众多文人带着中原文化融合于四川文化，以李白、苏东坡、陈子昂等为代表将四川的文化融合进中华文化，他们出入皇宫大殿、游览名山大川、寻访文物古迹，留下了不朽的诗章。这种人员的往来与交流，极大的促进了四川文化艺术的发展。“封闭环境”中孕育出的李白、苏东坡，其前所未有的开放视野与奔腾不羁的豪迈气概，俯瞰天下古今能有几人?这难道不是由地理环境推演文化思想的一种逻辑悖谬?就连维尼斯人马可·波罗也成为宣传四川成都文化的使者，这种因人而带来的文化开放与交流，使四川首府成都成为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之一。因而，清代名士彭端淑诗曰，“追忆往昔唐宋事，多少绝句眼于川。”近代的“湖广填四川”，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区的移民与四川原住民杂居、交融、通婚、繁衍。这种人种、文化的交融和推陈出新使四川文化充满生机、蓬勃发展。孙中山赞曰:“惟蜀有才”，近现代，蜀中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如群星照彻中国革命。从“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抗日英雄王铭章、吉鸿昌，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军事家刘伯承，文学家郭沫若、巴金，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抗日前线有“无川不成军”的说法，四川军队占全国20%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开国元帅，来自蜀地的就有4位，占全国40%。即使是今天，走出四川融入全国各地的大量民工也必将为四川文化的繁荣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