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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课资料

悲壮的劳燕分飞——红军长征留下的妻子们

录入者:netlab  人气指数: 次  发布时间:2010年02月03日

75年前的红军长征前夕,中央苏区有一些红军干部、党政领导人的妻子,因为体质差或正在怀孕、哺乳,或因为不受当时左倾领导者待见等等原因,被指定不能随军征战,忍痛与丈夫分离。这些被留下来的女人们,由于艰险斗争下的环境变化,最终几乎全部与丈夫劳燕分飞,不再聚首。她们有的在战斗中英勇捐躯或被敌人杀害;有的跟随红军游击队顽强不屈地坚持斗争;还有的遭遇到极为悲惨的苦难命运;也有人怀着对丈夫的不尽思念,坚信丈夫一定会回来,长时间地守望下去……本文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些女人。

  之一:郭香玉与谢觉哉

  在苏区中央局秘书处担任收发员的郭香玉,与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是1934年7月中旬才于瑞金沙洲坝结婚的。对于沉浸在幸福中的人来说,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自从结婚以后的日子里,郭香玉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丈夫亲切诚挚的关爱。她小时候裹过脚,跟别的女人相比,走路走不快,跑步跑不动,一双“三寸金莲”忸怩作步,让她觉得羞愧死了。而谢觉哉总是“嘿嘿”地笑着说:“香玉啊,不要为一双小脚而难过,那是旧世道给你留下的纪念,要是在过去,你的一双‘三寸金莲’可吃香呢。”每天早晚的洗脸、洗脚,都是谢觉哉从外面提水回来,再给打好端到妻子的面前。郭香玉多次感动得泪盈眼眶,地说:“哪有老公打水给老婆的?”谢觉哉却乐呵呵地笑了:“你这是老皇历,可以改变嘛。我讲过的,夫妻之间谁的‘能耐’大,就照顾哪个。”让郭香玉无比感动的是,谢觉哉竞然教会了妻子骑马。在这之前,这个出身乡村的小脚女人,不用说敢于骑在马背上,就是走到马的跟前也感到害怕。谢觉哉对她说:“香玉,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下,你无论如何要学会骑马!不然,以后行动起来就太困难了!”

  “像我这个样子,骑得了马吗?”郭香玉难过得快要哭了。

  “有什么骑不得?事在人为。”丈夫安慰着妻子,又针对性地指出:“首先是你的思想上信心不足,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碍,树立我一定能行的信心!”

  感于丈夫的一片热忱,妻子含泪答应了。谢觉哉为了让妻子学会骑马,的确费了一番心机和精力。先从机关运输队借来一头驴子,让郭香玉从骑驴开始,然后又借来一匹个头较小又温顺的马,将妻子扶上去,亲自牵着缰绳,让马一步一步地走。看到丈夫如此的热心与真情,郭香玉怀着“跌死算了”的信念,一次次地骑练着。半个多月过去,郭香玉的胆子练得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郭香玉骑上一匹马到了距离10华里的瑞金县城一次。从县城回来的时候,她进到房间,一头倒在谢觉哉怀里,激动得哭出了声音:“我现在可以骑马了!”

  “这就好!这就好,以后行动方便多了。”丈夫也为妻子学会了骑马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高兴。

 作为中央局秘书处的机要工作人员,郭香玉对于苏区的军事大局还是有所了解的。她心里一直积压着的那种沉甸甸的预感,终于在事实面前得到了证实: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决定了红军必须放弃根据地,实行突围西征的战略转移。

  特定的战争环境,决定着女同志随军出征是有条件的。让郭香玉无比震惊的是,由于她是小脚,连体检也不用,就被确定在中央组织局的留守人员名单内。尽管她是中央政府秘书长的妻子,但谁也无法逾越规定的条件。谢觉哉在获悉妻子被留下,心里非常地难过。然而,他明了一个小脚女人虽然学会了骑马,可仍然无法跟随长距离突围征战。因此只能感到无可奈何,接连几天晚上,谢觉哉睡不安宁,只有一次次地劝慰着妻子。战争的无情像刀子一样切划着他的心,使他半夜里常常坐起来,心情痛苦地长吁短叹……

  被留下来的郭香玉随地方红军转战到了闽西的永定、上杭一带,在山区游击了1个多月。随着敌军划分区域对红军游击队的频频抄剿,郭香玉所在的队伍人数越来越少。开初的十几天,她尚有一匹马骑着行军,一次战斗中马被丢失了,只有咬紧牙关迈着小脚跟随行动。

  1935年的3月,在敌军四面围困的情形下,跟不上行动的郭香玉落入敌手。敌人将她解押到汀州,关押了一段时日,终于得知这个小脚女人是共产党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妻子,顿时大为重视。因为敌人知道,作为共产党中央苏区局的机要收发员,又是谢觉哉之妻,一定掌握着大量的党内机密与红军情报,只要能了解到其中一项,就能向上峰报功请赏。敌人将郭香玉从临时牢房里提出来,先是给以生活上的优待,劝她供出中共中央机关在瑞金的情况,以及她所知道的红军机密。郭香玉总是说:我保管的文件被他们烧掉了或带走了,至于丈夫谢觉哉,他什么也没有告诉我。敌人沉不住气,改以对她用刑,以皮带和荆条抽打得郭香玉浑身是血,又捆起来丢进牛栏里。任凭敌人怎样的摧残,她就是拒不回答。凶残的敌人恼火了,在沙滩上挖了个坑,将郭香玉“倒栽葱”竖在洞里,威逼她招供一条红军机密就放人。这个身体孱弱却革命意志无比刚强的女战士,硬是坚意如铁,不为所惧。敌人威逼了一番不起作用,气得往深坑里填土,将郭香玉只露出一双小脚给活埋了……

  谢觉哉随红军历尽万千的艰险到达了陕北。将近两年后在延安,他得知郭香玉已在1935年3月,英勇地殉难于汀州,遥望南方,彻夜未眠,在日记上写下一首《浣溪沙·忆郭香玉同志》,全词如下:

  坚贞勤朴我怜卿,才得相亲又远征,

  依依驻马不胜情,一齿仅存犹喷血,

  百鞭齐下不闻声,光宇千秋玉比馨。

  之二:唐义贞与陆定一

 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对女性的伤害是最直接的。

  因为怀孕,也因为不招左倾领导人待见,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发妻唐义贞,被确定留下来。陆定一在获悉了中革军委有关部门的决定后,心中万分地痛苦,并后悔不该在这种时候让爱妻怀上了小孩。对于陆定一来说,唐义贞是他政治生命中一块奇遇的沙漠绿洲,没有这个结缘于莫斯科的妻子,对自己一往情深的关心,他很难摆脱突遭政治厄运的心灵折磨。

  1932年11月,共青团中央就不久前团中央机关在上海被敌人破坏过一次的事件,作出决议:“……在这次事件中,陆定一知道党的机关不去通知,致使三个苏区代表失踪,而他从机关离开时并不将党的文件拿走,只拿走私人的物件,完全暴露了他的张皇失措。党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对他进行审查……”两个月后已经辗转来到中央苏区的陆定一,进入汀州就被当成坏分子受到监视和苦工改造。唐义贞在得悉这一情况后,在瑞金请了一个农村妇女作伴,晓行夜宿,翻山越岭走了三天,到汀州又费了不少周折,总算在劳工营见到陆定一。之后,在胜利县“中央卫生材料厂”担任厂长的唐义贞,又多次以妻子的身份,来到汀州劳工营,给丈夫带来了心情上的劝慰,用妻子的柔情温暖着丈夫饱受痛楚的心……1933年5月,三名赴上海向团中央报告工作的苏区代表,经过半年的辗转,先后回到了鄂豫皖苏区和中央苏区,他们报告了团中央机关被敌人破坏的真实情况,证明陆定一的表现是坚定勇敢的,不存在任何畏缩的情况。陆定一的冤情终于得到洗刷,回到党的怀抱,进入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他无比感激妻子在自己最困难的时期给予的鼓励的关心,也正是这种忠贞的爱情,才使他树立了信心,走过了痛苦的沼泽地。

  不管陆定一的心情是如何的痛楚不舍,但现实是不可改变的,挺着大肚子的唐义贞还是被留在了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从赣南突围西征后不到两个月——1935年12月初,跟随留守部队转移到长汀县圭田山区的唐义贞,生下了一名男婴,按照丈夫在瑞金分别时的商议,取名为陆小定。

  圭田山区只有方圆一二十里的范围。随着国民党军队对各个红军游击区进行篦梳式的搜剿,风声越来越紧了。而且,200多人的军政人员挤在比群众人数还要多的大山里,粮食日见紧缺,每天只能喝上两顿稀粥。在这样的情形下喂养一个婴孩,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唐义贞自己吃的是稀粥,奶水不足,只有用米汤煮上红薯,熬得稠稠的喂给婴儿吃。比奶水不足更为揪心的是,唐义贞心里想到:部队过不了多久就要撤出圭田,自己带上嗷嗷待哺的小定,能够跟上一日几移的游击行动吗?在经过不知道多少次考虑之后,唐义贞决定将婴儿送给群众抚养。在圭田党支部负责人的动员下,贫苦农民范其标夫妇从唐义贞手上接过了尚未满月的婴孩。唐义贞噙着热泪向范其标夫妇躬身鞠礼。

  从圭田山区突围出来的红军游击队,一路上遭到敌军的跟踪追击,队伍时常被打散,剩余的人员越来越少。1935年1月底,仅随7个游击队员摆脱追敌的唐义贞,来到长汀的下赖村。他们进村不到1个钟头,村庄就被敌军围住,搜查中唐义贞被敌人抓获。敌兵们一看唐义贞的穿着和相貌特征,就知道她是红军人员,欲对她上绑。唐义贞猛然记起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画的是下一站的会合地点,想到敌人如果按照地点前去围捕,又有一些同志将落入敌手。于是掏出纸条放在嘴里,嚼了几下便吞咽下去。她的这一动作被一个敌兵发觉,立刻叫喊起来。敌军连长不知道唐义贞吞下了什么红军机密,大叫着要她招供出来。任凭敌兵们怎样用柴棍、皮带抽打,唐义贞就是拒不作答。情况报告到刚刚赶来的敌团长那里,团长传下命令:赶紧实行剖腹强取!

  一群丧心病狂者用惨绝人寰的酷刑,切开了唐义贞的喉管乃至腹部,从她血流满身的肠胃中翻寻嚼烂的纸条。唐义贞宁愿被敌人惨无人道地剖腹而死,也不暴露红军游击队的机密。这位曾经闻名中央苏区的“巾帼三杰”之一的女党员,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对苏维埃事业的无限忠诚!

  建国以后,陆定一在瑞金、长汀民政部门的协助下,找到由范其标抚养的儿子陆小定。他怀着悲情赋诗缅怀爱妻唐义贞:

  结婚仅五年,分别却四次,再见已无期,惟有心相知。

  之三:范乐春与林伯渠


   丈夫征战已远去,妻子留守仍战斗。

  曾任福建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福建省苏土地部长的范乐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部长林伯渠的妻子。红军长征前十几天,范乐春生下一个男孩正在坐月子。显然,一个“月婆子”是不宜随军征战的。

  那几天,范乐春的心情特别难受,很想把小孩托付给别人随部队出发,可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托付对象。林伯渠虽然也很难过,还得一次次地安慰妻子:“我们都是党的儿女,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不要太难过了,相信总有一天能够重逢。”妻子明白那是丈夫对自己的安慰,夫妻间的分离将是无可挽回的事实。想到这些年来与林伯渠的恩爱之情,现在一旦互相离别,范乐春心里确实割舍不下。然而,这个意志坚强的中年女性,投身革命斗争已有八年之久,历经了许多的风雨,懂得在人生和革命过程中,存在着一道道需要勇敢跨越的坎坷,必须面对现实,正视困难。想到这些,她对丈夫说道:“你尽管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和孩子。这次突围征战的路途艰险长远,千万要保重,等着胜利后相逢!”范乐春压根儿没有想到,这次分离竟是夫妻间的永别。

  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十余天,范乐春将尚未满月的孩子带回永定金砂乡的老家古木督村,委托给堂兄嫂范美容、郭发仔夫妇抚养。接着来到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长汀县四都,参与闽西游击战争的领导。到了四都后,省委决定范乐春随中央分局委员张鼎丞去杭、永、岩三县指导地方工作。张鼎丞从省军区军械所要了十几支步枪和一些子弹,组建了一支20多人的游击小队,离开四都赴往上杭。

  在临时编成的游击队当中,范乐春是唯一的女性。虽然她的职务曾经是省苏维埃政府的土地部长、中央政府优待红军家属局局长,但她完全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的游击队员,主动地担负一些不属于她做的工作:每到一地,去向群众了解行军路线或找向导;发动村里的妇女连夜给战士们打草鞋、缝制绑带和腰巾;有针对性地找一些干部和战士交谈做思想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游击队进入永定县的月流村后,与红八团、红九团会合在一起,党内建立闽西军政委员会,选举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为副主席,范乐春与方方、罗忠毅、吴胜等13人为委员。

 1935年3月底,中央分局委员、组织部长陈潭秋与张鼎丞、谭震林率领部队到达永定仙师乡,在大阜村遭到国民党第十师五十二团与反动民团的围击,突围中担任掩护任务的警卫班14个战士全部牺牲,陈潭秋从崖壁上往山下跳去。战斗结束的当天上半夜,范乐春听说陈潭秋跳崖殉命,带上10余人打着火把赶到战斗地点,终于在一条山沟里找到昏迷不醒的陈潭秋,用担架抬到严坑,请草药医生救醒过来。随即又转到西溪赤寨村治疗,使陈潭秋转危为安。

  同年9月,闽西军政委员会转移到永定金砂的古木督山区。这里是范乐春的老家,可以说是人熟地熟,因而许多工作确实够得上这位妇女部长忙碌了。她带着群众和战士们在山里搭起一座座寮棚安顿下来,还为游击队筹集后勤供应。群众见范乐春回来打游击了,都很高兴,只要一号召,群众群起响应,帮助红军游击队解决困难。范乐春不顾个人的安危,来到赤寨、光坑、芹菜洋等一带乡村,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与群众一起研究对付敌军搜剿的策略,还有如何打破敌军“计口购盐、购粮”的封锁政策。

  在三年多闽西游击战争的岁月中,为了使队伍得到保存和发展,范乐春发挥着地熟人熟的特殊作用,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地帮助红军对付敌人。据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当年红军支队司令黄火星回忆,“在闽西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只要遇到困难,找范乐春都能想办法解决。她不仅是善于发动群众的妇女部长,还是红军游击队的供给部长。”

  1938年3月,闽西的红军游击队被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开赴抗日前线后,因积劳成疾、患病体弱的范乐春留在闽西担任中共南潮梅特委妇女部长。1941年5月,这位带病工作了几年的闽西女杰,怀着再也不能见到林伯渠的莫大遗憾,病逝在永定县的西溪赤寨山,终年3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