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读先秦诸子

易中天 我读先秦诸子　　

 　易中天教授归纳其自己的读书心得，当然只是针对某一方面，倒也切中要旨。他说：　　

　　读孔得仁、读孟得义、读墨得力行、读韩得直面、读老得智、读庄得慧、读荀得自强。 　　

　　对于他提出的怎样读的问题更对我们一般读者有较大借鉴意义：　　

　　自己读，用心读，读出什么是什么。只要有所领悟，有所启迪，就好。　　

　　先说第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经典是人类文化的精华。古人有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也就是说，你学最好的，充其量也就能有个中等水平。如果取法乎下，那就等而下之了。所以，我们读书，就应该挑最好的读。最好的书是什么呢？经典。所谓“经典”，就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著作。而且，它的意义和价值还是永久性的。什么叫“经”？经就是恒常，叫经常。什么叫“典”？典就是模范，叫典范。换句话说，经典就是“恒久的模范”。这样的书不读，读什么？　　

　　那么，为什么要读先秦诸子？因为先秦诸子是经典中的经典，精华中的精华，是最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知道，先秦诸子所处的时代──春秋战国，是我们民族的黄金时代。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叫“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命题。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这个时期，世界各民族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成为世界各大文明的标志。比方说，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则有孔子、老子等等。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所以雅斯贝尔斯把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的思想家许多都是同代人。其中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份比较麻烦，全世界有60种说法。按照中国学者的研究结论，他应该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公元前485年，活了80岁。这样，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5）就与孔子（前551－前479）同时，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则与墨子（约前468－前376）同时，柏拉图（前427－前347）可能与老子（不详）同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则与孟子（约前372－前289）、庄子（约前369－前286）同时。大家想想，这是不是很有意思？　　

　　这样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为什么会集中出现在历史的同一时期（公元前6－3世纪）、地球的同一纬度（北纬30度上下），这是一个谜。它也许只能用马克思的说法来解释，即那是“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之“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更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远隔千山万水，但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却有很多相通之处，那就是对人与人类社会的“理性态度”和“终极关怀”。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人，究竟要怎样才能幸福；社会，究竟怎样才能和谐。正是这些思考，影响了各自民族的文化，而且达数千年之久。这样的思考，我们怎能不知道，不了解？　　

　　或许有人会问：那么久远的思想，现在还管用吗？管用！实际上，这些思想家和先驱者的思想，也一直在影响着我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思想家思考的，是一些永远的问题。比方说，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永恒。这些问题，尽管哲学家们做过无数次回答，有过许多的结论，它们却仍然是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这些问题不是关于物的，而是关于人的。只要人是一个问题，它们就永远成问题。第二，这些问题也不仅仅属于某某“学”，或者某某“家”。它们属于全人类，属于每个人。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些问题，也都会思考这些问题，还会有不同的结论。这样，它们就永远是问题。　　

　　于是，当我们为这些问题所困惑时，我们就会想到那些先哲，想到那些经典，想知道他们是怎样思考怎样回答的。这便正是哲学和经典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阅读经典，阅读先秦诸子，不过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思考人生，获得智慧。　　

　　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就同时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读什么。读什么呢？读人，读人生，读人生智慧。　　

　　那么，我们能够从先秦诸子当中，读出什么人生智慧？　　

　　这就只能谈一点个人的体会了。由于先秦诸子博大精深，我们能够贡献的，不过是自己的一孔之见。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心得，引起大家的兴趣，并提供一些参考。至于我自己的体会，我想概括为这样几句话：读孔得仁，读孟得义，读老得智，读庄得慧，读墨得力行，读韩得直面，读荀得自强。　　

　　二 读孔得仁　　

　　先说读孔。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这一点大约没有什么问题。但什么是“仁”，说法就很不一样。孔子自己，就有好几种说法，比如“爱人”（《论语·颜渊》），比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比如“克己复礼曰仁”（《论语·颜渊》）。我自己比较认同的，是孟子的说法：“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仁，当然不等于“恻隐之心”，所以孟子没说“仁，恻隐之心也”。不过，一个人如果有了“恻隐之心”，那就是“仁”，或者说就有“仁爱之心”了。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先看什么是“恻隐之心”。恻和隐，都有忧伤、悲痛的意思。所以，恻隐之心，就是“忧伤之心”，就是“悲痛之心”。这又有什么稀罕呢？谁没有忧伤？谁不会悲痛？原来，恻隐之心，并不是自己悲痛，自己忧伤，而是能够体验到别人的悲痛，别人的忧伤，从而不忍心让别人悲痛忧伤。所以，恻隐之心，其实就是同情心、怜悯心。它的基础和核心，则是“不忍之心”。这个“不忍之心”，孔子没说，孟子讲了，在《梁惠王上》。我们且来看孟子和齐宣王的这段对话：　　

　　孟子说，臣下听人讲，有一天，有人牵着一头牛从堂下走过。大王问他，这头牛要牵到哪里去？那人说，牵去宰了，用它的血来衅钟。大王说，放了它吧！我实在不忍心看它哆哆嗦嗦的样子，毫无罪过却要去死！但是衅钟的仪式又不能废除，结果大王便用一只羊换了这头牛，有这事吗？　　

　　齐宣王说，有。　　

　　孟子说，老百姓都认为大王小气吧？　　

　　齐宣王说，是呀！不过齐国再小，寡人也不至于连一头牛都舍不得。实在是不忍心看着它哆哆嗦嗦地无罪而死，这才换成了羊。　　

　　孟子说，老百姓这样讲，并不奇怪。要说“无罪而就死地”，牛和羊又有什么区别？　　

　　齐宣王说，寡人也讲不清是怎么回事，看来只好让老百姓说寡人小气了。　　

　　孟子说，没关系。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大王只看见了牛，没看见羊。看见羊，大王也会不忍心的。这种“不忍之心”，就是“仁”啊（是乃仁术也）！有这份“仁爱之心”，就能够一统天下呀（是心足以王矣）！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三点。第一，仁，首先是“不忍之心”，即不忍心看见别人无缘无故地受到伤害（无罪而就死地）。这种“不忍之心”不但会加之于人，还会加之于动物，比如牛、羊。第二，这个“不忍之心”乃是道德的基础和底线。实际上人们为了生存，难免会做一些“不忍之事”。毛主席说得对，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既然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只做好事，不做坏事，那我们凭什么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恐怕就看他有没有“不忍之心”。只要有这份“心”，那他就仍然是“仁者”，或者有成为“仁者”的希望。所以，孟子并没有要齐宣王把那只羊也放了，反倒一再肯定“是心足矣”。第三，有了这个基础和底线，我们就能建立起完整的道德体系，甚至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因为一个人有了“不忍之心”，就证明他有一种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心理能力。有这个能力，就能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由对某件事、某个人的“不忍”，推广为对全世界、全人类的“不忍”，进而推广为对全世界、全人类的“爱”。这不就正是孔子的主张吗？　　

　　实际上孔子的主张，如果说得白一点，那就是“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让世界充满爱”。孔子把这样一种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的做法，称之为“能近取譬”，并认为这是“仁之方”（《论语·雍也》），即实践仁德的方法和途径。具体地说，则又有两个方面。正面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反面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两个方面，哪个更重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你只有做到不把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强加于人，才能进而做到在自己追求幸福的时候，也让别人感到幸福。可见“让世界充满爱”的前提，是必须每个人都有“不忍之心”，包括对动物的“不忍之心”。　　

　　这让我想起在 2006年4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读到的一篇文章，标题叫《老鼠，作为证据》，作者是刘瑜。文章说，有一只老鼠，在厨房里被粘板粘住了，垂死挣扎。这让她想起了另一只也是被粘住的老鼠，叫了两天才死去。她还想起自己小时候，有一只老鼠被邻居老爷爷用开水烫死了。这些事搁在任何地方，可能都稀松平常。灭鼠嘛，好像没什么不对，作者也没说不该灭老鼠。让她受不了的是：一，生而为鼠，并不是它的过错。二，如果一定要死的话，为什么不能让它死得痛快一点，不那么备受折磨呢？文章说：“便是‘龌龊’如一只老鼠，也会痛，也会绝望，也会挣扎。更糟的是，它的痛，也会传染给你。”　　

　　说实话，这篇文章让我很感动。我没有想到，一个人的恻隐之心竟会及于一只老鼠。在许多人（也包括我）看来，老鼠是肮脏的、丑陋的、作恶多端和死有余辜的。不是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么？既然必须消灭，又何必管它怎么死呢？但我们，就说我吧，却从来没有想过，生而为鼠，并不是它的过错；也没有想过，即便它“罪该万死”，也不意味着就该折磨至死。然而刘瑜想到了，这让我感到惭愧。是的，惭愧！因为只有彻底到连老鼠都能同情，才真正是有“恻隐之心”。不难想象，一个连老鼠之死都深感“不忍”的人，会怎样对待其他动物，怎样对待人！事实上，不忍心其无罪而死，不忍心其折磨至死，正是现代社会法治与人权的心理基础和人性基础。在这里，我们高兴地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接。

　　三 读孟得义 　　

　　再说读孟。　　

　　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那么，孟子思想的核心便是“义”。义，是对“仁”的补充。孔子说过：“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可见“仁”这个概念中，原本就同时包含着爱与憎。但是，仁，毕竟主要是爱，不是憎。这就需要“义”来补充。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显然，表现于人的心理，仁是同情、怜悯，义则是羞愧、憎恶。同情和怜悯是对别人的，羞愧和憎恶则一半对别人（憎恶），一半对自己（羞愧）。但不管对谁，义，都有批判性、否定性和战斗性。所以我们只能说“大义灭亲”，不能说“大仁灭亲”。仁与义，是相反相成的概念。　　

　　仁与义不同，孔与孟也不同。读《论语》如沐春风，读《孟子》如闻战鼓。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读了《孟子》，总想起身做点什么，哪怕找人辩论！孟子是好辩的。他的话，也很雄辩。他总是有一种气势，一种不容置疑和剑拔弩张的气势。比如他去见梁惠王（也就是魏惠王）。惠王问他：老头！不远千里而来，总归对敝国会有什么好处吧？这在当时的诸侯，大约也都会这么想、这么说的。孟子却直通通地顶了回去，说：大王！为什么开口闭口就说利益呢？只要说说仁义就行了！接着，孟子以排山倒海之势，一口气说出为什么不可言利的道理，最后得出结论：王！你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何必讲利？　　

　　为了体验孟子的这种气势，我们不妨将原文照录如下，请大家来体会：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何必曰利？　　

　　孟子讲了这一通以后，梁惠王是怎么回答的呢？没有下文，估计是被孟子的气势镇住了，或者说被噎住了。读《孟子》，我们常常能够看到这种对方被“噎”住的情况。因此不少人不喜欢孟子，认为他锋芒毕露，太过张扬。其实，孟子如此咄咄逼人，并不完全是个性使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的核心范畴是“义”。前面讲过，义，是具有批判性、否定性和战斗性的。批判、否定、战斗都不容易。比如“大义灭亲”和“舍生取义”，难道是容易的？这就必须有精神上的支持，而且这精神还必须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那么，在孟子那里，有这种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的精神力量吗？有。它就是“气”，也叫“浩然之气”。　　

　　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说，这就不太好讲了（难言也）！但有几点可以肯定。第一，它是正义积累的结果（集义所生）；第二，它和道义相伴生（配义与道）；第三，它一旦为道义和正义所培养（以直养而无害），就最伟大、最刚强（至大至刚），能够充盈于所有的地方（塞于天地之间）。这是孟子对公孙丑说的话，见《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势源于气，气源于义。有义则有气，有气则有势。正义在胸，则气势磅礴。　　

　　义离不开气，叫“义气”；仁本之于心，叫“仁心”。孔子讲仁，孟子讲义，所以孔、孟的“心气”也不一样。孔子是温和的。他喜欢曾子向往的那种生活：暮春三月，换了春天的衣服，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河边洗洗澡，舞雩（音于）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儿回家去（《论语·先进》）。孟子则是刚勇的。他的自我定位，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当然，孔子也有刚勇的一面，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也有温和的一面，比如他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希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有好衣服，七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肉可吃（均见《孟子·梁惠王上》），就很温情。这并不奇怪。正如孔子讲仁也讲义，孟子讲义也讲仁，孔子自然柔中有刚，孟子也自然刚中有柔。但总体上说，孟子比孔子强硬。我的感觉是：孟子很男人，孔子很长者。 　　

　四 读墨得力行　　

　　再说读墨。　　

　　孟子是不喜欢墨子的。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杨氏就是杨朱，墨氏就是墨子，他们观点不同，却都被孟子骂作禽兽。这是孟子的偏见。其实孟子不必骂墨子，他们两人也不乏相通之处，这就是“行侠仗义”。实际上后世的“侠义”，就一半来自孟子，一半来自墨子。如果说他们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墨子侧重于“行侠”，孟子侧重于“仗义”。　　

　　孟子的“仗义”，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明。据《孟子·梁惠王下》，有一次邹国和鲁国发生冲突，邹国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邹国的老百姓却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因为孟子是邹人，邹穆公就问他应该怎么办。孟子说，活该！谁让他们平时对老百姓不好！这下子老百姓可逮住报复的机会了（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又据《离娄下》，孟子还曾经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话，孟子就这么当着“君”的面说，一点都不含糊，真可谓仗义执言。　　

　　墨子的“行侠”，也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明。这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墨子救宋。据《墨子·公输》，当时鲁国著名的工匠公输盘（也叫公输般、公输班、鲁班），为楚国制造了一种攻城的器械──云梯，楚人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立即动身，走了十天十夜到达郢都（今湖北省荆州市），来见公输盘。公输盘问，先生有何指教？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了在下，想借先生的力量杀了他。公输盘不高兴。墨子说，鄙人愿出二百两（原文是“请献十金”。古时二十两为一镒，一镒为一金，十金就是二百两）。公输盘更不高兴了，心想你怎么能买凶杀人？便说我恪守正义，从不随便杀人。墨子说，先生既然从不杀人，那就好说了。在下听说先生要帮助楚国攻打宋国，请问宋国有什么罪过？楚国多的是土地，少的是人民。牺牲不足的（人民），去争夺多余的（土地），这不能算是聪明。攻打无罪之国，不能算是仁爱。懂得这个道理，却不据理力争，不能算是忠诚。争辩了不能达到目的，不能算是坚强。不杀个别人却杀很多人，不能算是明白事理。公输盘没有话说。　　

　　墨子又去见楚王。墨子说，如今有一个人，自己家里有豪华轿车，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车子；自己家里有绫罗绸缎，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衣服；自己家里有美味佳肴，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米糠酒糟；请问这是什么人？楚王说，这人有“盗窃病”！墨子说，现在楚国应有尽有，宋国贫穷弱小，你们却要去抢人家，与哪个有“盗窃病”的人有什么两样？这可是既违背正义又得不偿失啊！楚王也没有话说。　　

　　但是楚王和公输盘都不想放弃，于是墨子只好和公输盘虚拟过招。公输盘演示攻城，墨子演示防守。几个回合之后，公输盘黔驴技穷，墨子绰绰有余。于是公输盘说，我自有办法对付先生，但是我不说出来。墨子说，我知道先生打算怎样对付我，我也不说。楚王奇怪，问墨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墨子说，公输盘的办法，无非是杀了臣下。杀了臣，宋国就可以攻打了。可惜臣的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经掌握了臣的方法，带了臣的器械，守在宋城上，单等楚军来进攻了。楚王一听，马上决定不再攻打宋国。　　

　　很显然，这个故事表现了墨子的三种精神：反战精神、侠义精神、实践精神。反战不用说，大家都知道。难得的是，墨子不但提出了反对掠夺性战争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地制止了一些这样的战争。这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真是谈何容易！在这里，可贵的还不是他确有实施守卫的办法。这当然难能可贵，只不过一般人学不了。学得了的，还是他的侠义精神和实践精神。墨子是不是宋国人，我们不知道。历史上有说他是宋人的，也有说他是鲁人的。但楚国伐宋，看来和他关系不大。他当时并不在宋国，宋国也没有请他帮忙。而且，墨子帮宋国解除了灭顶之灾后，在回国的路上经过宋城，宋人还不让他进城避雨。可见墨子与宋国，并没有利害关系。然而他一听到楚国将要进攻宋国的消息，便“行十天十夜而至于郢”。这就真是“行侠仗义”，也真是“说得到，做得到”了。可以说，中国文化“知行合一”的精神，在墨子和墨家学派那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实际上墨子不但是理论家，更是实践家。他在提出理论的时候，不但要求立论有本、有原、有用，而且要求身体力行。从前面那个故事我们不难看出，墨子不是不能说。他也是很善辩的。但墨子不但善言，而且能行；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所以我说读墨得力行。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学习墨子的这样一种精神：一旦认准了某个道理，就坚定不移地去做。当然，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哲学家都实践自己的思想。但我们不是哲学家，也不想建构理论。所以，我们自不妨有所得便有所行。这就是墨子给我们的启示。　　

　　五 读韩得直面　　

　　再说读韩。　　

　　表面上看，韩非与墨子完全不同。墨子代表着当时的庶民阶层（贱人）和劳动人民（农与工肆），为他们争取生存的权利；韩非则代表着新兴的地主阶级，帮他们维护统治的权力。墨子书中，多言民间疾苦；韩非书中，则不乏帝王“南面之术”。所以，后世便有人将墨子称为“平民哲学家”，将韩非称为“宫廷阴谋家”。这当然并不准确，却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大体上说，墨子比较“草根”，韩非比较“宫廷”。墨子讲“兼爱”，韩非讲“权术”，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但是，韩非与墨子也有相通之处，即他们都讲“利害”，都不像儒家那样只讲“仁义”。《墨子·非乐上》就说：“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可见墨子并不像孟子那样开口闭口“何必曰利”，他也是言“利”的。只不过，墨子所言为“公利”，韩非所言为“私利”。墨子讲“兴天下”，韩非讲“治天下”，这是他们的不同。　　

　　韩非言“利”，十分露骨。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儒家讲的“仁义”和“礼让”，而是“利害”和“算计”。韩非说，开马车铺的，天天盼望别人升官发财；开棺材店的，天天盼望别人生病早死。难道是开马车铺的比开棺材店的更“仁义”？不是的。实际情况是，只有别人升官发财，开马车铺的才有利可图；只有别人生病早死，开棺材店的才有钱可赚。他们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韩非子·备内》）。　　

　　买卖关系如此，君臣关系也一样。甚至在韩非看来，君臣关系就是买卖关系，叫“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既然是这样一种利害关系，那么，他们之间就不能不“算计”。君主靠算计来雇佣臣子（君以计畜臣），臣子靠算计来服务君主（臣以计事君）。双方各打各的算盘，只有双赢互利才会成交。如果合作的结果不利于自己，那么，无论是君还是臣，谁都不会干那种蠢事（《韩非子·饰邪》）。　　

　　君臣关系如此，父子、夫妻也一样。韩非说，一个人，如果小时候父母对他比较随意，长大了他就会怨恨。同样，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如果比较简慢，父母就会恼怒（《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他还说，卫国有一对夫妻，大约是做买卖的。妻子祷告说，但愿我的夫君平安无事，能赚一百块钱（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布即布币）。丈夫说，怎么要得这样少？妻子说，钱赚多了，你还不去“包二奶”（《韩非子·内储说下》）？　　

　　不过在韩非看来，最危险的还是君主的夫妻、父子关系。因为这里面的利害太大。那些年老色衰的后妃们，甚至盼望自己的夫君早死，以便自己的儿子早接班。母以子贵。自己的亲生儿子当了君王，作为太后，就什么都保住了。所以竟会有母子合谋弒君的。于是韩非感叹说：“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韩非子·备内》）因此韩非认为，统治国家，不能讲“仁义”，不能讲“礼让”，只能用“刑法”，只能用“权术”。正如李泽厚、刘纲纪两位先生所说：“在中国思想史上，韩非是第一个毫不掩饰地、津津乐道地、而且是最为详尽具体地研究阴谋权术的人。”（《中国美学史》第一卷）　　

　　这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这样一种思想，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也有积极意义吗？　　

　　有。韩非的积极意义，我认为就是“直面惨淡的人生”。这就与儒家不同。儒家的思想，总体上说是比较理想主义的。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义”，都带有理想的色彩。这种理想非常可贵。没有这理想，人就可能变得“禽兽不如”。但我们也要看到，理想毕竟是理想。它可以用来“激励人生”，也可以被用来“粉饰太平”。当统治者一方面对人民群众肆无忌惮地进行压迫剥削，另方面又大讲“仁义道德”时，韩非的话无异于振聋发聩的“清醒剂”，使人们不至于被“瞒和骗的艺术”所麻醉。这也是历史上那些革命者和批判者，往往会用韩非思想为武器的原因。　　

　　实际上儒法两家的思想虽然对立，却其实不过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它也是人性的两面，人类社会的两面。这就是善与恶，理想与现实。人，不能没有理想，也不能只有理想；必须面对现实，又不能只看现实。所以我们就既要读孔孟得仁义，又要读韩非得直面。　　

　　那么，韩非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全面地看问题呢？也有许多原因，比如当时的社会状况实在是不很乐观。春秋已无义战，何况战国？那实在尔虞我诈、巧取豪夺、弱肉强食，不能不让韩非愤世嫉俗。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非的思想方法。韩非的思想方法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认为矛盾对立的双方不可调和。大家都知道那个著名的“卖矛又卖盾”的故事，韩非也因此获得了“矛盾”一词的发明权。矛与盾既然不能同售，则理想与现实、内容与形式、仁义与利害，也就不能共存。利害冲突既然是真实的，仁义道德也就肯定是虚假的。这就是韩非的思想方法──“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韩非子·显学》）。　　

　　六 读老得智　　

　　相比较而言，道家的思想方法更高明。　　

　　道家，通常指老庄。其实老和庄并不完全一致。不过有一点倒一样，即都强调矛盾对立双方的转化。大家都很熟悉老子的名言：“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这话的意思是：坏事是好事的依凭，好事是坏事的前兆。好事可能变成坏事，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变的。　　

　　这个观点，庄子也有。庄子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庄子·知北游》）生与死、神奇与臭腐，在一般人看来，是水火不容根本对立的。但在庄子这里，也可以变来变去，你变成我，我变成你。这就是道家的辩证法。这个辩证法，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矛盾对立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这是道家的智慧，也是中国的智慧，是老子和庄子共有的。　　

　　那么，老子和庄子又有什么不同？　　

　　我个人的体会，是读老得智，读庄得慧。这是把智与慧拆开了讲。其实这两个字原本就有细微差别。比如智力、智商、智术、智囊，这些词里面的“智”，就不能换成“慧”。同样，慧心、慧性、慧眼、慧根，这些词里面的“慧”，也不能换成“智”。可见智慧智慧，智与慧并不相同。从“智育”、“智谋”这些词看，智，是可以通过教育来学习、传授、掌握的东西，是能力（智力）、方法（智术），属于社会。慧，则是气质（慧性）、天赋（慧根），或者非同一般的特殊能力（慧眼、慧心），属于个人。它不能授受，只能启迪。老庄之别，即在于此。所以读《老子》可以治国，读《庄子》只能修身。“得智”与“得慧”，区别就在这里。　　

　　先说读老。　　

　　众所周知，《老子》是一部奇书。它的作者是谁，成书何时，目的何在，都不清楚。这部书的性质，也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纯哲学，有人说它是哲理诗，还有人说它是兵书。我觉得对于这些问题，一般读者弄不清也罢。重要的是得其精华。《老子》一书的精华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辩证法。而且，我比较赞同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即《老子》的辩证法，是由军事辩证法而政治辩证法，由政治辩证法而哲学辩证法，最后在中国人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变成了一种生活辩证法（《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而且，依我看，这种生活辩证法还是属于弱势群体的。　　

　　实际上我们看《老子》一书，从头到尾贯穿的都是弱者是生存智慧。只不过《老子》把它们上生到了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比如“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或者哲学辩证法的高度，比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章》）。但说来说去，归根结底，还是那几句话：柔能克刚，弱能胜强，无为则无不为。老子一再说，不用以为强大的就强大，弱小的就弱小。天底下最柔弱的是什么？水。最能攻坚胜强的又是什么？还是水（《老子·七十八章》）。所以，最弱小的，其实是最强大的；最坚强的，其实是最脆弱的。想想看，一个人，什么时候最柔弱，活着的时候。什么时候最坚强，死了以后（这时只剩下骨头，当然最硬）。可见“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因此，那些争先恐后的，没有一个不失败；那些巧取豪夺的，没有一个不输光（《老子·二十九章》）；只有那些与世无争的，才最安全，也才最丰富，简直就应有尽有。道理很简单：正因为他们不争，所以没人争得过他们，这就叫“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六十六章》）。请大家想想，这难道不是说给弱者听的吗？　　

　　有趣的是，老子的这一套──无为、守雌、贵柔、知足，并非只有弱势群体受用，权势人物也受用。因为谁都有处于弱势的可能。即便贵为天子，也未必总是强势，或一定就是强势。这个时候，就用得着老子哲学了。比方说，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老子·四十五章》）。这个“若”，可以翻译为“就像”，也可以理解为“好像”，张舜徽先生就说“不外一个装字”（《周秦道论发微》）。只不过，阴谋家的“装”叫“韬晦”，老百姓的“装”叫“装蒜”，但都是“装孙子”。《老子》这本书，真可谓“最抽象也最实用”。　　

所以，老子的思想可以有不同的结果。用于学术，可以发展为思辨哲学；用于军事，可以发展为战略方针；用于政治，可以发展为斗争策略；用于生活，可以发展为生存智慧。就连同一种副产品，也可能有不同结果。比如“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就可能是斗争策略，也可能自我安慰。由此可见，老子是影响深远的，也是无法尽说的。 　　

七 读庄得慧　　

　　再说读庄。　　

　　和老子一样，庄子也讲“无为”。但老子的“无为”，其实是“无不为”。至少，也是“有所为”。只不过在老子看来，要想“有所为”，必先“无所为”，或者装着“无所为”。因为按照老子的辩证法，物极必反。矛盾对立的双方，总是相互转化的。谁笑在最后，谁就笑得最好。所以，你要收敛，就先张扬（将欲歙之，必固张之）；你要弱化，就先强化（将欲弱之，必固强之）；你要废除，就先兴起（将欲废之，必固与之）；你要夺取，就先给予（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总之要反着来（《老子·三十六章》）。反正你越是想得，就越是没有；越是不想，就越能得到。“没有”到什么程度，就能“占有”到什么程度。“后退”到什么程度，就能“前进”到什么程度。如果什么都不想，那就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得，什么都能有。可见老子的“无为”，其实是“有为”，而且是“大有作为”。它甚至不过是重拳出击之前的收回胳膊。这正是历史上那些“有为者”反倒特别喜欢《老子》的原因。　　

　　庄子的“无为”，却是“真不做”。庄子一生，不知把多少送上门来的功名利禄拒之门外。有一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这故事记载在《庄子》的《秋水》篇。这故事说，有一天，楚国两位大夫千里迢迢来到濮水（在今河南省濮阳县），找到正在河边钓鱼的庄子，请他出山为楚国卿辅，说是我们大王想把国境之内的事麻烦先生了！庄子没有直接回答，一边继续钓鱼，一边头也不回地问：听说贵国有一种神龟，死了三千年了。贵国大王宝贝得不得了，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珍藏在庙堂之上，有这事吧？那么请问：作为一只乌龟，它是宁愿去死，留下骨头享受荣华富贵呢，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地里打滚呢？　　

　　两位大夫异口同声地说，当然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地里打滚了。　　

　　庄子说，二位可以回去了，我会继续拖着尾巴在泥地里打滚的。　　

　　这故事很多人讲过，一般都理解为庄子的清高。其实庄子不是清高，而是透彻。也就是说，作为哲学家，庄子想明白了两个问题：世界上什么最可宝贵，什么最有价值。什么最可宝贵呢？生命。什么最有价值呢？自由。这两个问题合起来，就可以表述为这样一句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的价值在于自由。　　

　　我认为，这就是庄子哲学的核心。庄子一生，也在实践着他的哲学。为了生命和自由，庄子把很多问题都想得很开，把很多事情都看得很淡。比方说，在孔子那里极为重要的“名”，在庄子这里就无所谓。他甚至假借老子的话说，你管我叫牛，我就跟着你把自己叫做牛；你管我叫马，我就跟着你把自己叫做马（《庄子·天道》）。他也不在乎自己有没有用，甚至没有用更好。在《人间世》篇，庄子讲，有一棵树，奇大无比，许多人都去看它（观者如市），只有一位大木匠不屑一顾，说这是没有用的东西。晚上，树就来跟他说话，说我要是有用，岂不早就被你们砍掉了？正因为我什么用都没有，这才活到今天。这正是我的大用啊！　　

　　显然，庄子看来，有名有用，都不如活着。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为了生命之外的东西去死，那就可悲了。为此，他连儒家极其推崇的“以身殉国”、“舍生取义”也予以否定。在《骈拇》篇，庄子说，历来就有人为了生命以外的事情去死。小人为了利益，士人为了名誉，大夫为了家国，圣人为了天下。这些人，事业不同，名声也不同，但在违背天性伤害生命这一点上，是一样的，都不可取。由此可见，庄子把个体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它甚至高于道德追求、民族大义、国家利益、社会理想。　　

那么，个体的生命为什么最可宝贵呢？因为生命是天赋的，而自然的就是自由的。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所谓“道之真以治身”（《庄子·让王》），肯定的都是那种天生、天然、天赋的自由。　　

庄子的可贵正在这里，庄子的问题也在这里。在那样早的一个时代，庄子能够切身体会到人的“不自由”，并对这“不自由”进行批判和反抗，是可贵的。但将自由归于自然，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他不知道，自由从来就不是天赋，而是人权；它也从来就不属于自然，只属于人类。唯人知自由，唯人能自由，这就是人所独有的“自由意志”。正因为人有“自由意志”，他才能进行选择。比方说，为了民族、国家、他人，放弃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孟子所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因此，见义勇为、赴汤蹈火、为国捐躯等等，并非如庄子所说，是对自由的否定。恰恰相反，如果这些行为乃是出自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是他心甘情愿的自由选择，那么，就正是对自由的肯定。在这里，“自由意志”这四个字，是极为重要的。　　

　　当然，我们不能以这样一种现代观念来苛求古人。而且，由于庄子是那样地注重人的个体生命和自由精神，他的哲学便充满了聪慧和灵气，让人读后心驰神往，久久不能望怀。我同意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庄子哲学，是可以看作美学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庄子的思想，也在后世变成了一种与老子不同的生存智慧──艺术化生存。至于庄子方法论的问题，则早在战国末期就已经有人看出来了，这个人就是荀子。　　

八 读荀得自强　　

　荀子把庄子方法论的问题归结为一句话：“蔽于天而不知人”。　　

荀子这话，是在《解蔽》篇说的。作为战国时代晚期的思想家，荀子的著作明显带有总结的性质。其《解蔽》篇，则将对前人思想的总结和批判，上升到了方法论的高度。所谓“解蔽”，也就是破除片面性。所谓“蔽于天而不知人”，就是只知道自然，不知道社会。这对于庄子，可谓一针见血。不过在我看来，按照荀子的逻辑，孔、孟也有片面性；而孔、孟的问题，则正好与庄子相反，是“蔽于人而不知天”，即只讲社会，不讲自然。　　

　　好在荀子帮儒家补了这一课。与《论语》、《孟子》不同，《荀子》谈到了自然（天），而且在《天论》篇集中讨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之分）。荀子认为，自然是自然，社会是社会。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天行有常）。这个规律，不因为尧舜而存在（不以尧存），也不因为桀纣而不存（不以桀亡）。也就是说，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不会因为人们怕冷，就没有冬天了；地不会因为人们怕远，就不再广阔了；君子不会因为小人吵吵嚷嚷，就停止行动了。可见自然有自然的法则，人类有人类的规范。人类社会的兴衰治乱，与自然界没有关系。日出于东，月落于西，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无论是禹当家，还是桀掌权，都一样。国家的治乱，天下的兴亡，与自然界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没有关系，那就不必受制于自然，也不必拜倒在自然的面前。只要加紧生产，厉行节约，天就不能让我们贫穷；只要丰衣足食，动静守时，天就不能让我们生病；只要遵循规律，坚定不移，天就不能让我们倒霉。总而言之，天不可畏，事在人为。　　

　　这就是十分难得的科学精神了。从这一科学精神出发，荀子提出了又一种人生智慧：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奋发图强。荀子说，一个君子，看重的是属于自己的东西（敬其在己者），从来就不凭空指望自然界的恩赐（慕其在天者），这才天天向上（是以日进也）。所以，他在《荣辱》篇提出了“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的观点。这样一种观点，在大约形成于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的《易传》中，就发展为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可以说，深受《荀子》影响的《易传》，用这样一句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我们中国人的话，为先秦诸子的思想划上了一个闪光的惊叹号！　　

　　现在，可以总结一下我读先秦诸子的心得体会了。我的体会是：　　

　　读孔子见“恻隐之心”，得“仁爱精神”；　　

　　读孟子见“浩然之气”，得“义勇精神”；　　

　　读老子见“玄妙之智”，得“辩证精神”；　　

　　读庄子见“通透之慧”，得“超脱精神”；　　

　　读墨子见“身体力行”，得“实践精神”；　　

　　读韩非见“直面人生”，得“现实精神”；　　

　　读荀子见“事在人为”，得“自强精神”；　　

　　所以这些加起来，就是先秦诸子的精神，也是我们民族的不朽精神！一个人，如果能有孔子的“仁爱”，孟子的“义气”，老子的“明智”，庄子的“聪慧”，还能够像墨子那样“身体力行”，像韩非那样“直面人生”，像荀子那样“自强不息”，那可真是了不得！　　

　　毫无疑问，这只是我个人的阅读心得。它是不全面、不完整、不系统的。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比方说，先秦诸子中，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不宜提倡、应该批判的内容，就没有提及。我的观点是：第一，作为文化和学术的传播者，首要任务是继承和弘扬经典中宝贵的思想遗产。批判的工作，不妨留给专家们去做。第二，作为一般观众和读者，没有必要对先秦诸子作全面系统的了解，完全可以求仁得仁，求智得智，各取所需。第三，先秦诸子博大精深。除极个别大师外，大多数人阅读这些经典，都难免管中窥豹以己度人。更何况我们读经典，原本就是为了获得人生的智慧。人生是一种体验。人生的智慧是体验后的思考。每个人都只有一个人生，每个人的人生也只属于自己。谁也不能代替别人去体验，去思考。因此，阅读经典，不能替代体验。追慕先哲，不能替代思考。而体验和思考，只能由每个人自己去完成。这也就是我对第三个问题──“怎样读”的回答：自己读，用心读，读出什么是什么。只要有所领悟，有所启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