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官传序》

《伶官传序》

（一）作者简介。

作者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卒谥文忠。吉州永丰（今江西省永丰县）人。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

欧阳修是北宋中叶的文坛领袖，诗文革新运动的倡导人。大力提倡古文，并且提拔和奖掖后进。著名的古文家三苏父子、曾巩、王安石等都出自他的门下。他在散文、诗词创作和史传编写、诗文评论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而以散文的造诣最高。后人把他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著有《新五代史》、《欧阳文忠公文集》，又与宋祁等合修《新唐书》。《宋史》卷三百十九有传。

《伶官传序》是欧阳修为《新五代史·伶官传》作的短序。《伶官传》是一篇合传，写了敬新磨、景进、史彦琼、郭从谦四个伶人。传中写敬新磨善于讽谏，没有贬词；此外三人则都出入宫掖，货赂交行，偶不逞意，即陷入于罪，破家灭族，因而后唐朝廷上下离心，互相猜忌，祸乱不息。

欧阳修写《伶官传》并冠以短序，是为了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应当吸取历史的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不应满足于表面的繁荣。

（二）难句译注。

1．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之：助词，的。理：道理。这里指原由。事：动词，从事，做。“人事”，可译为“人干出来的”，“人为的”。一说，“人事”即“人为之事”。哉：助词，在句末表语气，相当于“吗”。兴盛和衰败的原因，虽然说是上天决定的，难道不也是人为的吗？

2．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抑：连词，还是，本：推究……根源。其：代词，那。之：第一个和第二个都是代词，指代“天下”；第三个是助词，的。而：两个都是转折连词，相当于“却”。自于：由于。人：人为的。欤：两个都是助词，都表语气。第一个相当于“吗”；第二个相当于“呢”。难道是得到天下困难而失掉天下却容易吗？还是推究那成功和失败的事迹的根源，却都是由于人为的因素呢？

3．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夫：f*，语首助词，不译。忽微：名词，极细微的事。“忽”和“微”都是极小的计量单位。而：承接连词，不译。智勇：指智勇的人。文言中，定语修饰的中心词有时被省略，只剩下定语部分。于：两个都是介词。第一个相当于“从”；第二个相当于“被”。所溺：溺爱的人或事。“所”，代词，指代后边的“溺”涉及的对象。“溺”，沉迷不悟，嗜好过分。伶人：指伶官。也哉：语气助词，相当于“吗”。灾难祸害常常是从小的事情上积累起来的，聪明勇敢的人都被沉迷不悟之事所困惑，难道单单是几个伶官（造成的）吗？

（三）本文是怎样提出论点的？

本文开门见山提出盛衰由人的主张：“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用一个“原”字推导原因，点出庄宗，作为立论依据，顺势引起下文。

（四）本文结构层次有何特点？

全文用一个“矢”字作线索。晋王以三矢赐庄宗——庄宗藏之于庙——用兵前：请其矢——负（矢）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一个“矢”字，把关于后唐所以得天下的许多史实联贯起来。

（五）本文是怎样运用正反对比来阐明事理的？

全文通过庄宗的“得天下”与“失天下”作为主线进行对比，事清而理明。文章开头“盛、衰”，“得、失”并举。第3段“盛、衰”，“得、失”，“成、败”，“损、益”，“兴、亡”并举，末段又用“盛、衰”并举。此外，又如两处“方其……及……”，对照鲜明，论点非常突出。

（六）怎样理解文章中文与题的内在联系？

作者为《伶官传》作序，却很少直接写到伶官们的事，表面看来文不对题，实际上两者有内在联系。因为伶官的事迹在传内已作了详细叙述，不必重复。庄宗的衰败正是由伶官所引起，作者以历史为鉴，就伶官乱政误国之事评述国家兴亡盛衰之理，以史论事，内容联系很紧密，重点落在庄宗盛衰的史实和评论上。文章最后也提到“数十伶人困之”的事实，使伶人的作乱和后唐的盛衰直接联系起来，这样扣住了题意，突出了中心。

（七）本文的语言有何特色？

本文语言感情充沛，富于变化。文章多用短句，多用感叹句（可谓壮哉！何其衰也！岂非人事哉！等等）。多用对称词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国；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等）。短句与长句交错，陈述句与反诘句交错（岂……欤？抑……欤？）又恰当运用虚词（虽……岂非……；方其……及……；岂……抑……；夫……岂……，等等）。文字干脆有力，读起来琅琅上口。

（八）对《伶官传序》中“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结论，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评价？

分析：作者的观点是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的。首先，作者把一个王朝的盛衰兴亡归之于某个国君，这是一种唯心史观。如果根据作者的观点加以推论，似乎统治阶级只要能“谦”而不“满”、“忧劳”而不“逸豫”，封建王朝就会长治久安。实际情况当然不是如此。其次，作者对当时统治阶级加以劝戒，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

但是作者的观点也有其历史进步性的一面。虽然一个王朝的盛衰安危不能完全归结于统治者个人的忧劳还是逸豫，但统治者是骄奢淫逸还是励精图治，这对当时社会是有重大影响的。北宋王朝之亡于女真族，南宋王朝之灭于蒙古族，其原因之一都在于两宋统治集团只求苟安享乐，毫无进取之心。欧阳修早在北宋前期就把这一点作为严重问题提出，这说明他有一定的政治眼光。另外，“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历史教训，在今天我们建设现代化的进程中，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