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备课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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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是一篇用浅易的文言文写成的演讲辞。要想理解这篇演讲辞的内涵和意义，必须先了解当时的社会现状和北大的发展历程。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京师大学堂的诞生，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以后，所有新政措施几乎全部被废除，只有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但1917年蔡元培接任之前的北大，总的来说还是一所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因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或八旗贵族子弟，来上学时，有不少还带着听差，上学只是为了升官发财，对研究学问没什么兴趣，而是想方设法混资历，找靠山。蔡元培的贡献就在于，他把陈腐的北大，变成了学术至上的真正大学。他以坚决的气魄，按照自己的教育理想，采取一系列对症下药的措施，一步步地改造北大，使北大逐步显示出全新的风貌。不到两三年时间，北大便从一个培养官僚的腐朽机构一跃而成为全国进步青年仰慕的学府。

在办学方针上，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延请陈独秀等大批新学人物和刘师培等旧学人士进入北大，并裁减了不称职的教员，清除了一大批腐朽守旧的人物。经过这番整顿，教师队伍的素质大大提高。与此同时，他还在学生中间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培养学术研究风气，树立新道德新风尚。本文就是他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在演讲中，他开门见山，在简单地回顾了自己与北大的渊源之后，就以校长的身份直截了当地对青年学子提出了三点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这几点要求绝非泛泛而谈，而是直接针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北大的沉疴而提出的，可以说每一点都极富有针对性，都事关北大的前途和命运。

首先，他高屋建瓴地匡正了大学的性质，明确求学的目的。他指出，大学不是做官发财的跳板，而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这一观点在当时可以说振聋发聩，直指北大多年弊端。他尖锐地指出，以前的北大学生多抱做官发财的目的来此读书，专业多以实惠取巧的法科为主，对于教师不以学问的深浅来衡量，而是只问官阶之大小等等。而这些现象之所以产生，深层原因恰恰在于学校办学宗旨不明，大学日渐急功近利和庸俗化。因此，在批判种种腐败现象的基础上，蔡元培明确提出，来北大求学的青年学子，一定要有正大的宗旨。对此，文章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为求学而来到北大者，会倍加珍惜这几年的大好光阴，孜孜苦读，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底子。而如果只为做官发财而来，则往往容易敷衍塞责，误己误国。清朝的覆灭和目前人们对于当局的不满，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蔡元培对青年学子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谓切中肯綮。

第二点则着眼于品行。这一点也是有的放矢的。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社会，极端无序和混乱。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致使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以后又经过历次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北洋军阀统治了当时的北京。蔡元培上任之时，正是皖、直、奉三大军阀派系混战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在思想领域，人们失去了旧有的道德规范，而新的又未曾确立，在道德失范的状况下，许多人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底线。作为北洋政府所在地的北京，更是腐败成风，“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风气使然，一般人鲜有能出污泥而不染者。蔡元培痛心地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青年学子洁身自好，又能有什么前途!因此，他希望北大的学子能以天下为己任，以身作则，担当起匡正流俗的职责，为天下人做道德的楷模。即使娱乐，也要力求正当之娱乐。这些教诲既严肃认真又体贴入微，可谓语重心长。

为改变学生中间的不良风气，蔡元培积极提倡在学生中间成立进德会，入会的人都要遵守不赌博、不饮酒、不娶妾等基本戒条。另外，他还积极促成体育会、音乐会、绘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业余研究机构，目的就是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消遣方式，培养他们的正当趣味。

第三条，是从个人修养方面来说的。他希望北大学子能尊敬师长，团结友爱。特别是同学之间要相互勉励，共同维护北大的荣誉。他还以自己在德国的亲身经历，论述良好的社会风气之必要，勉励青年学子相互友爱，共同进步。

这三点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在当时却有着振聋发聩、匡正时弊的重要意义。正是因为有了蔡元培，有了这样的办学方针和求学准则、做人标准，北大才从多年陈腐封建的泥潭中拔了出来，走上正轨，逐步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为成就今后的百年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演讲辞的最后，作者告诉在座的青年学子，自己近期要做两件事，一是改良讲义，二是添购书籍。这两件事情虽小，却是建构一个优秀大学的基本条件，也正是北大学子们最迫切需要的。作为一个校长，蔡元培为学校、为学生考虑得不可谓不深，不可谓不细。

二、问题探究

作为一篇就职演说，本文有怎样的特点？

(1)富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就职演说，大都会阐释自己的施政纲领或对听众提出要求，本文二者融合而又侧重于后者。作为北大的新一任校长，蔡元培对青年学子寄予了厚望。他深知当时社会的污浊与北大的沉疴，因此，在演讲中，他开门见山，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三点要求。这三点可以说每一点都事关北大的前途和命运，也是青年学子们普遍关心的。这样，在内容上首先就抓住了听众的心理和兴奋点，引起听众的兴趣。

(2)在结构上，这篇演讲辞思路非常清晰。演讲，由于是一听而过，时间有限，一篇演讲只能安排一个中心思想，而且要求中心突出。本文就是围绕着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北大学子而展开的，而且通篇都围绕着这一中心选择材料和组织结构。简短的开场白引出话题，正文展开话题，结尾总结话题，层次分明，脉络清楚，给人一气呵成之感。

(3)在语言上，本文用浅易的文言文写成，在简洁凝练中透出文言文特有的古朴典雅。这篇演讲辞写作的年代，正是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新旧两种文体并行的时期，当时的许多文章都带有文白混杂的特点。以本文为例，文章基本的框架还是文言文，有大量的文言字词和文言句式，多用单音词、语气词等，但另一方面文章又比较浅显，有许多口语成分，比起古文来好理解。因此，本文读起来既有文言的言简意赅、意味深长，又有口语的明快易懂，学习时要注意体味。

关于练习

一、由这篇演讲辞可以看出当时什么样的社会现实？身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由此对青年学子提出了哪些殷切希望？最触动你心灵的是哪一点？画出来，谈谈你的感想。

设题意图：把握内容，深入理解文章的思想文化内涵。

参考答案：

由这篇演讲辞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非常腐败，道德沦丧，即便是国家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也难脱流俗。很多学生不以学业为重，而是把大学当成了升官发财的阶梯；平时敷衍塞责，放荡冶游，考试突击讲义。因此，蔡元培在上任之初，就郑重地提出了三点要求，希望青年学子在学业上，要抱定研究学问的宗旨，孜孜求学；在品行上，能砥砺德行，以天下为己任，以身作则，担当起匡正流俗的职责，为天下人做道德的楷模；在平时的个人修养上，要尊敬师长，团结友爱。

“最触动心灵的是哪一点”可以由学生根据自己的体会自由发挥，畅所欲言。

二、作为一篇就职演说，本文在结构上有什么特点？

设题意图：了解本文的结构，体会演说辞中心突出、结构分明的特点。

参考答案：

演讲，由于是一听而过，时间有限，一篇演讲只能安排一个中心思想，而且要求中心突出。本文在这方面是个典型的范本。它的结构非常明晰。简短的开场白引出话题，正文展开话题──围绕着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北大学子，明确提出了三点要求，结尾点出自己的计划，层次分明，脉络清楚，给人一气呵成之感。

三、体会下列句子的含义和特点。

1.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

2.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

3.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勖，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己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相互劝勉也。

设题意图：体会本文的语言特点，理解重点语句的含义。

参考答案：

1.这句话是蔡元培对青年学子的恳切勉励，他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而不是做官发财的进身阶，因此，学生在校应努力钻研学问，增长见识。这一点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2.这句话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风气而言的。当时的北京社会，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军阀的混战，旧的道德已经失范，新的又没有树立起来，整个社会陷入道德沦丧的状态，一般人很少能不为所染者。这也是作者寄望于青年学子，希望他们不仅自己洁身自好，而且能担当起为社会匡正流俗的职责的主要原因。

3.这句话讲的是青年学子之间相互友爱、相互劝勉，在德行上共同进步的必要性，寄予了蔡元培对北大学生的深切厚望。>四、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你了解它的历史以及蔡元培的办学方针吗？课外搜集有关资料，并与同学合作，以“我所了解的北大”为主题，办一期墙报。

设题意图：通过自己搜集和整理材料，了解北大的历史和蔡元培的贡献，开拓视野，增长见识，锻炼语文表达能力。

参考答案：

（略）。

教学建议

一、在了解北大的历史和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理解蔡元培的办学方针和巨大贡献。

二、结合注解，疏通字句，通过关键语句的分析，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文章的内涵，体会本文的思想文化意义。

三、结合本文的结构，了解演讲辞中心突出、层次分明的特点。

有关资料

一、关于蔡元培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1868年l月11日出生于浙江绍兴。清季进士出身，1894年任翰林院编修。他忧民族危难，愤清王朝腐败无能，于1898年10月弃官南下，兴学育才以救国。先后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等职。1902年4月，与蒋观云、叶瀚等人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被推举为会长。开始倡言反清革命，并与教育会同人创设爱国学社及爱国女学，培养革命人才。1904年11月，在上海发起创立光复会，任会长。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上海分会会长。1907年起，留学德国，旋入莱比锡大学，并从事译著。1912年1月，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2月受孙中山委派，任迎袁世凯南下就总统职之专使。7月因不满袁专权，愤而辞职，再次赴德留学。一度回国参加“二次革命”，后转赴法国从事译著。1915—1916年在法国参与创办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被推举为中方会长，推动了影响深远的国内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17年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锐意改革，整顿学校，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五四运动中，竭力营救被捕学生。1920年底，赴欧美各国考察高等教育，并出席太平洋教育会议。法国里昂大学和美国纽约大学分别授予文学博士与法学博士荣誉学位。1923年春，不满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破坏法制的行为，提出辞职，离京南下。秋间转赴欧洲，从事研究和著述，并参与要求英、法等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教育事项。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孙中山提名，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二全大会后，一直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初回国。在上海参加苏浙皖三省联合会，配合北伐战争，策划三省自治运动，遭孙传芳通缉。1927年起，在南京国民政府任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和监察院长等职。后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辞去其他职务。1932年底，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这前后，参与营救被捕的胡也频、杨开慧、陈独秀、许德珩、廖承志、史良、陈赓、丁玲、牛兰夫妇等。抗日战争爆发后，移居香港养病，继续领导迁移后方的中研院工作，并任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会长，用《满江红》词牌为中国分会制作激励抗战的会歌一首。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中，蔡元培是颇具特色的。他以一个曾得意仕途的清季翰林，转变成为真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在反清斗争中曾提出以暗杀和暴动为手段的激烈主张，却是一位以宽容和恬淡自处而著称的长者;他旧学深沉，深刻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却有明确的开放意识，取文化世界主义的主张;在旧中国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他却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聚集同志，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的一生虽然有过曲折和失误，但始终追求真理，憎恶暴虐，为民族的解放和进步呕心沥血;他虽然身居要职，却自始至终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道德文章垂范人间。毛泽东曾赞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3月8日);周恩来则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历史功绩:“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延安《新中华报》1940年4月19日)这确是恰当地反映了这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一生。

蔡元培一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在文化教育上尤为巨大。他作为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民主教育家，是我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杰出的先驱者。他投身教育事业后，即致力于打破封建专制教育，明确要为革新政治而培养人才。民国建立后，他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和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虽然时间很短，但开始了施展改革中国教育制度的抱负。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下，废弃了前清教育宗旨中违背共和政体和不合信仰自由原则的“忠君”和“尊孔”的条文，小学废止读经，大学取消经科，改革学制，修订课程;在教育中首倡德、智、体、美四育，以“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并积极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通过这些改革，初步建立了中国新式的、与共和政治相适应的教育体制，从而揭开了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新的一页。蔡元培进步的教育思想和改革措施，对我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培植了许多优秀人才，为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蔡元培在教育事业上最突出的贡献，是对北京大学的革新。1917年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积极倡导并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允许和鼓励不同学派发展的办学方针，热心延聘像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鲁迅这样的新派人物到北大执教，同时对思想守旧但在学术上有造诣的学者也加以延揽，开创了学术自由的新风；大力扶植各种学术政治社团，培养了学术研究、思想争辩之风，使新思潮、新思想在这里应运而生;实行民主办学，教授治校，对学校领导体制、学制与课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率先招收女生，扫荡旧习，使北大成为人才辈出的最高学府。经过整顿与革新，把一个原来陈腐不堪的封建文化营垒，改造成为生机勃勃的新北大，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蔡元培对北大的革新，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一个学校的范围，而影响到整个文化思想界。这是蔡元培一生事业中最辉煌的一个时期，从此以后，他的名字就和北京大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之职虽十年有半，实际在校视事仅五年余，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产生如此广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致至今仍为人们所怀念所乐道，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罕见的。而他在丰富的教育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教育思想，留下大量的教育论著，也确有许多创见和卓识，有独具慧眼的精到的见解，这些都是珍贵的精神财富，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1928年，蔡元培创设中央研究院，他辞去其他职务，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前后十三年，直至逝世。这是他继革新北京大学之后对我国文化科学事业的又一重要贡献。蔡元培极其重视科学事业，深刻理解发展科学事业对强国富民的特殊重要作用，积极倡导科学精神，推动科学研究，普及科学方法。他在中央研究院实行学术自由和学者治院的原则，发扬民主，知人善任，延揽了一批如李四光、丁文江、竺可桢、翁文灏、赵元任、陈寅恪、任长恭、周仁、王家楫、陶孟和、陈翰笙、余青松、李济这样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热心提掖后进新秀，培养了许多科学研究人才，使他们在一些学科的研究中取得了成绩。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论及蔡元培创办中央研究院对我国学术的贡献时曾指出:“元培先生一生提倡学术研究，他担任教育总长，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都有非常卓越的表现。在这些表现之外，擘划创建中央研究院，更花了他无数的心血，一直到去世为止，他仍未与中央研究院脱离过关系。因此，中央研究院同仁，大家都感念这位伟大、崇高的学术大师，在他的惨淡经营下，中研院才能萌芽、茁壮，才能开出美丽的学术之花。在民国十八年，中央研究院已有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等研究所，网罗全国最优异的研究人才，又有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学术领域中，分别居于领导的地位。这些成绩，都是元培先生创造出来的。(据孙常炜编《蔡元培全集》第1507页、1508页)对于我国科学研究事业，蔡元培确是做了重要的奠基工作。

蔡元培也是我国近代美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我国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美学家与美育实践家。

突出地揭示美育对激励人生奋发精神的积极作用，这是蔡元培在我国美育史上的一大功绩。充分认识美育对人生的意义，正是他重视美育事业，包括绘画、雕塑、音乐等一切艺术的思想理论根源。1912年春，蔡元培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破天荒地以教育行政当局身份把美育与德、智、体并列为教育方针。同时，积极倡议、支持、资助建立各种与美育有关的学术研究团体，举办各种活动，保护文物古迹，撰写论著，四处演讲，目的在于通过美育来完善人格，改造人们的世界观。1922年，他发表《美育实施的方法》，提出完整而系统的方法，规划全民实施美育的蓝图。蔡元培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创办了两所日后驰誉中外的艺术院校，1927年10月在上海创立国立音乐院(今为“上海音乐学院”），1928年3月于杭州筹建国立艺术院(今为“中国美术学院”)。这两所院校在半个多世纪里集中了不少知名教授，培育了数以万计的专门人才。

蔡元培的道德风范和人格力量，具有震撼人心的作用，深为世人所钦仰。“人世楷模”、“善良的社会和庄严的人生的模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生1936年1月《祝蔡孑民先生千秋诗》)的赞誉，对他来说决非溢美之词。任鸿隽称他具有“处处为人无我的真精神”;“对人接物，似乎有两个原则，一个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决不愿意以自己的语言和行动使人感到一点不快或不便。一个是承认他人的理性，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以和平自由的方法互相了解或处理。”“但在公义一方面，蔡先生却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丝毫不退、毫不假借的斗士。”(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他的学生冯友兰也回忆说，在蔡先生身边，感同光风霁月，他的人格能造成一种气象。沐浴在这种气象之中，就不能不为他的人格所感化。蔡元培身居高位，一生廉洁，自奉俭朴，直至晚年仍是全家租赁房屋居住，他酷爱的书籍也分散在北平、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没有一个归拢庋藏的地方。蔡元培这种真诚待人、无私奉献、光明磊落的精神，源于他对国家、对民族、对事业、对学生深深的眷恋和崇高的责任感。他的这种浩然正气和高尚道德情操，至今仍是公务人员的楷模。

（节选自《蔡元培全集·前言》，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二、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沈”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学科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于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抄在下面（《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此处略。）。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语。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一文，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到校后，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说明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那时候蒋梦麟君已允来北大共事，请他通盘计划，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请蒋君任总务长，而顾孟余君任教务长。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止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比较的困难一点。自民国九年起，自然科学诸系，请到了丁巽甫、颜任光、李润章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质系。在化学系本有王抚五、陈聘丞、丁庶为诸君，而这时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诸君。在生物学系本已有锤宪鬯君在东南西南各省搜罗动植物标本，有李石曾君讲授学理，而这时候又增聘谭仲逵君。于是整理各系的实验室与图书室，使学生在教员指导之下，切实用功;改造第二院礼堂与庭园，使合于讲演之用。在社会科学方面，请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诸君;一面诚意指导提起学生好学的精神，一面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学教授兼预科主任，提高预科程度。于是北大始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我是佩服章实斋先生的，那时候国史馆附设在北大，我定了一个计划，分征集、纂辑两股;纂辑股又分通史、民国史两类;均从长编入手，并编历史辞典，聘屠敬山、张蔚西、薛阆仙、童亦韩、徐贻孙诸君分任征集编撰等务。后来政府忽又有国史馆独立一案，别行组织。于是张君所编的民国史，薛、童、徐诸君所编的辞典，均因篇帙无多，视同废纸;止有屠君在馆中仍编他的蒙兀儿史，躬自保存，没有散失。

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画法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

我在爱国学社时，曾断发而习兵操，对于北大学生之愿受军事训练的，常特别助成;曾集这些学生，编成学生军，聘白雄远君任教练之责，亦请蒋百里、黄膺白诸君到场演讲。白君勤恳而有恒，历十年如一日，实为难得的军人。

我在九年的冬季，曾往欧美考察高等教育状况，历一年回来。这期间的校长任务，是由总务长蒋君代理的。回国以后，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十一年冬，财政总长罗钧任君忽以金佛郎问题被逮，释放后，又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君提议，重复收禁。我对于彭君此举，在会议上，认为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在私情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麐诸君会商，均认有表示的必要。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隔了几个月，贿选总统的布置，渐渐的实现;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还是不绝，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间重往欧洲，表示决心;至十五年，始回国。那时候，京津间适有战争，不能回校一看。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以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消。

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1934年1月1日）

（选自《蔡元培选集》下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三、回想北大当年（张申府）

我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到毕业后留校教书，前后共8个年头。想起北大当年，使我兴奋，令人回味。

进 北 大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它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产物，是维新派克服了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建立起来的高等学府。辛亥革命后，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大学校校长，各科的监督改称学长，原来附属的高等学堂亦改称为大学预科了。

1913年，我在北京高等师范学堂附属中学班读书。秋天，跳班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当时的北大设文、法、理、工科和预科，本科设在地安门的马神庙，预科设在北河沿的清代译学馆旧址。

所谓“预科”相当于北大的附属高中，学制为三年(后改两年)，毕业后可以免试升入本科。预科又分为两类:第一类预科毕业后升入文、法本科;第二类预科毕业后升入理、工科。它偏重于数学的教学。

我在第二类预科上了一年，觉得并不太吃力。便想去考本科，可是北大的理工科有严格的规定:凡报考本科者，必须有高等专门学校毕业的文凭。初期读文科的人并不太多，因此报考文科只要求同等学历，并不注重文凭。我升学心切，暑假改了一个名字，考上了文科。

北大文科分哲学、历史、国文学、英文学4个学门(后改称为系)，我上了哲学门。照北大原定的计划。哲学门分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印度哲学3类，但这个计划并未实现，只是混合设立一个哲学门。我虽然入了哲学门，却一心不忘数学。那时，我见知于数学系主任兼代理学长冯祖荀先生，在哲学门不到两个月，又转入了数学门。

可是转了数学门，我又放不下哲学。在哲学门两个月的学习中，时间虽然极短，但眼界大开，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样，我上的是数学的课，读的却多是哲学的书。从那时起，我主要研究的都是哲学及其有关科目。当然，数学书始终不断在我的涉猎之中，只是数学题从不肯做，化学实验更是绝少动手。

藏 书 楼

我刚进北大时，学校还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个藏书楼，设在马神庙校舍后院的所谓四公主梳妆楼里。藏书楼的书可以外借，但没有阅览室。过了一年，藏书楼腾出一些地方，辟出阅览室，阅览桌放在中间，四周摆上书柜，柜里都是西文书，平时总是上着锁，线装书则放在楼上，借阅的人也并不多。我上预科的时候，常常从北河沿到藏书楼来借书，犹记得那时我借的书有德文与法文的《数理科学百科全书》等。一个大学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借读这样高深的德法文书，当时并不很多。这得到了冯祖荀先生的青睐，藏书楼的管理人员由此也给了我许多方便。上本科后，我更是经常呆在阅览室里。那时书本来无多，我可以就架恣意快读，除了工程书以外，柜里的书几乎没有我不看的。

有一天，我发现了一本装潢精美的书，是一本精装本，1914年美国出版，书名是《我们的外界知识》，英国罗素著。翻看一遍，觉得很有意思，又坐下来接连看了两遍，真有点爱不释手了。由此我发现了罗素，并对之产生了兴趣。30年代，我一度再任北大讲师，专讲罗素哲学，这也可以说是与北大藏书楼的帮助分不开的。

蔡元培主校

1917年初，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学校厉行改革，出现了新的气象。

蔡先生是浙江人。1868年生，清光绪十八年 （1892年)，为壬辰科翰林，时年26岁。蔡先生早年很有才名，他见清王朝已不能持久，为适应时代的潮流，便从事哲学、伦理学等新学的研究。他到过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后来又到德国学习。辛亥革命后，蔡先生曾任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和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后因遭到袁世凯的仇视，被迫再赴欧洲。袁垮台后，蔡回国出任了北大校长，他虽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又是科举出身，但他对破旧创新有锐利的勇气和坚强的毅力。

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旧学旧人不废，而新学新人大兴。他聘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章行严(士钊)、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陶孟和等任教授，后又聘任马寅初、陈豹隐等。同时，蔡元培还裁减了不称职的教员，排除了一批腐败守旧的人物。经过这番整顿，教师队伍的素质大大提高，给学校带来了蓬勃的朝气。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口号下，当时在校的教员既有宣讲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也有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会人物刘师培，另外还有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教生物学，年仅二十三四岁的梁漱溟先生讲印度哲学等。

蔡先生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培养学术研究的风气，这是他进行改革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北京大学过去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不少学生以上大学为晋升的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上学不读书，而是想方设法混资历，找靠山，还有的人打麻将、逛八大胡同。与我同宿舍的几个学生，就很少读书，而是聚在一起打牌。

面对这种局面，蔡先生从提倡思想自由出发，举办学术讲座，组织学术团体，例如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蔡元培亲任新闻研究会会长，以“研究新闻理论，增长新闻经验，谋求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邀请李大钊和著名的新闻界人士邵飘萍等到会讲演。同时，一些进步的政治团体也纷纷成立，像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等。这两个团体分别编辑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和《新潮》。我亦参加了这两个团体的活动，并为之撰写了一些短小文章。

蔡先生还发起组织了一个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为基本戒条，针对北大一部分学生的恶习，用这样的方法培养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个组织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旧社会上层道德堕落、生活腐朽的强烈不满。当时进德会在校内颇有影响，入会的人很多，对于北大部分知识分子个人道德的提高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蔡先生在学术上，是以治美学而闻名的。他刚到北大不久，我送他一大本新出版的讲述法国19世纪美学家居友(J.M.Gugau,1854年至1888年)学说的日文书，他很快就看完了还给我。他组织了“画法研究社”“音乐研究会”等一些课外文化艺术活动来培养学生对美育的兴趣，以贯彻其“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

在蔡元培校长的革新精神指导下，北京大学气象一新，在全国教育界、学术界以及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

四、蔡元培的人格感召（冯友兰）

1916年春天，蔡元培来北大担任校长，他是清朝的翰林〔翰林〕官名，唐以后皇帝的文学侍从官，明清两代从进士中选拔。，后来弃官不做，到德国去留学，通德文，翻译了一些书。用“兼通新旧，融合中西”这个标准说，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是吴汝纶〔吴汝纶〕（1840—1903）清末散文家。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同治进士，官冀州知州。所不能比拟的。辛亥前后，他也奔走革命。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孙中山让位后，蔡元培又担任南京临时参议院的代表，来北京催促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他的政治上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社会上无论哪个方面，都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宣传他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表了一个布告，发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

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立了三个原则，以约束自己，这三个原则是：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当时称为“三不主义”。北京大学校长也是由政府任命，但他认为这是办教育，不是做官。其余两条，都是针对着当时社会上的腐化现象而发的，参看上面所说的辜鸿铭的言论，就可知了。

我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只到蔡元培的校长室去过两次。那时我的弟弟景兰在北京大学预科上学，河南省政府招考留学生，他要往开封去应考，需要一张北京大学的肄业〔肄（yì）业〕指没有毕业或尚未毕业。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普通的手续，已经来不及了，我写了一封信，直接跑到校长室。校长室是单独一所房子，设在景山东街校舍的一个旧式院子里。门口也没有传达的人，我就推门进去，房子中间挂了一个大幔子，我掀开幔子，看见蔡元培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我走上去，他欠了一欠身，问有什么事。我把信交给他，他看了，笑笑说:“好哇，好哇，能够出去看看好哇。”我说:“那就请校长批几个字吧。”他提起笔来就写了两个字:“照发。”我拿着他的批示到文书科，看着他们办好证明书，我拿着证明书就走了。

那时候，章士钊 〔章士钊（zhāo）〕（1881—1973）中国爱国民主人士。字行严，号秋桐，湖南善化（今长沙）人。(行严)在北大，给一年级讲逻辑。我去旁听过两次。他原来讲的并不是逻辑，而是中国哲学史──墨经。我有几个问题，写信给章士钊，请他解答。他回我一封信，叫我某一天晚上到校长办公室等他。我按时到了校长室，他还没有到。我坐在幔子外边等他。又陆陆续续来了些人，像是要开什么会的样子。最后，章士钊到了，他那时候年纪还比较轻，穿得也很讲究，很有一点风神潇洒的样子。他看见我，同我说了几句话，也没有解答问题。我看要开会，就退出来了。

以后我一直没有看见过蔡元培，因为他也不经常露面。一直到1921年，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到美国访问，到了纽约。北大的同学组织了一个随从班子，轮流着陪同他到各地方去。有几天，我们常在一起。有一天，在旅馆里，每人都拿出一张纸，请他写字。我恰好有一把折扇，也请他写。他给每人都写了几句，各不相同。又一天晚上，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开会欢迎他，人到的很多。蔡元培一进会场，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了，好像有人在那里指挥一样。有一个久在北京教育界工作的留学生杨荫榆说:“我在中国教育界多年，还没有看见校长和学生间的关系这样好的。北大的学生向来是自命甚高，可是见了老校长，这样恭敬，我现在真是佩服蔡先生了。”

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比如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程颐〕(1033—1107)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正叔，学者称伊以先生。洛阳(今属河南)人。 为程颢〔程颢（hào)〕(1032—1085)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洛阳(今属河南)人。为程颐之兄。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我有一个北大同学，在开封当了几十年中学校长。他对我说:“别人都说中学难办，学生不讲理，最难对付。这话不对。其实学生是最通情达理的。当校长的只要能请来好教师，能够满足学生求知识的欲望，他们就满意了。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他的这番话，确实是经验之谈。学校的任务，基本上是传授知识，大学尤其是如此。一个大学应该是各种学术权威集中的地方，只要是世界上已有的学问，不管它什么科，一个大学里面都应该有些权威学者，能够解答这种学科的问题。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学校是一个“尚贤”的地方，谁有知识，谁就在某一范围内有发言权，他就应该受到尊重。《礼记·学记》说:“师严然后道尊”，所尊的是他讲的那门学问，并不是那某一个人。在现在的大学里，道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科学，这都是应该尊重的。谁讲得好，谁就应该受尊重。再重复一句，所尊的是道，并不是人。在十年动乱时期，人们把这句话换说为“师道尊严”，其实应该是说“师严道尊。”

张百熙 〔张百熙（1847—1907）〕字埜（yě）秋，清末湖南长沙人。同治进士。曾主持京师大学堂。、蔡元培深懂得办教育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们接受了校长职务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学生选择名师。他们也知道，当时的学术界中，谁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先把这些人物请来，他们会把别的人物都召集起来。张百熙选中了吴汝纶。蔡元培选中了陈独秀。吴汝纶死得早了，没有表现出来他可能有的成绩。而陈独秀则是充分表现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