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曾仰望星空——怀念张衡

我们也曾仰望星空——怀念张衡

文/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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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在《休闲读品•天下》2011年第四辑《郭守敬的幸与不幸》一文中，对中国古代科学提出过批评，概括起来有两点：其一、中国古代的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出发点，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其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所急需解决的一些问题，而不是来自于对客观世界的热爱与探索，这一点与现代科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二，中国古代科学只有“家学”，而没有一套完备的公共科学体系，科学家科学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天赋与机遇，这对科学的传播与继承是极为不利的。两年时间过去了，笔者对上述两点批评意见中的第二点，依旧坚持己见；对于第一点，观点则有所修正，应该说，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科学家研究科学的目的是实用主义的，但也有极少数人研究科学，不仅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更多的是源自于其生命天性中对客观世界的探索渴望。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是不缺乏对世界本原的追问精神的，总有一些人，尽管是少数人，在绝大多数人浑浑噩噩盯着自己脚尖走路的时候，抬头仰望星空，将目光投向极为辽远宽阔的苍穹，东汉时期的科学家张衡，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我们也曾仰望星空——怀念张衡

    张衡（公元78年—公元139年），今河南南阳人，东汉时期的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张衡在中国古代科学史上的地位非常独特，他不仅制作出了浑天仪、地动仪等科学仪器和著有《灵宪》等科学著作，而且他具有真正的科学精神，和大多数中国古代科学家致力于实用科学研究不同，张衡将他的眼光投向了辽阔的苍穹，一生都在探索客观世界本原，追问世界的终极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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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公元78年出生，今河南南阳石桥镇人。祖父张堪，曾随东汉开国大将吴汉打败割据西蜀的公孙述，第一个进入成都，先后任蜀郡太守、渔阳太守等，任渔阳太守之时，抵御匈奴进犯有功，又教当地百姓耕种，开垦良田八千余顷，民谣赞之曰：“张君为政，乐不可支。”张堪不贪钱财，曾把家传数百万家产让给自己的侄子，自蜀郡太守卸任之时，轻车简行而去。张衡为人，不务生活俗务，其风有类乃祖，少有文才，十六岁后曾游学三辅，就读京师洛阳太学，虽才能出众，然无骄纵之气，从容淡静，不结交俗人，不谈俗事，而是“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常耽好玄经”，意思是说他有制作器械的巧思，尤其喜欢研究天文、阴阳和数学等方面的学问，还反复研究西汉扬雄所著的《太玄经》。关于什么是“玄”，东汉哲学家桓谭做过这样的解释：“宓羲氏谓之易，老子谓之道，孔子谓之元，而扬雄谓之玄”，这里所说的易、道、元、玄，和后来宋儒所谓的“太极”，都是同一个意思，用现代哲学语言来讲，就是“终极存在”的意思。张衡是“好玄”之人，也就是说他的兴趣在于探索世界万事万物存在的终极原因，沉浸于一些超越实际生活利益之外的事情当中。

张衡曾被推举为孝廉，却不应荐，屡次被公府征召，但没有就任。公元100年，张衡应南阳太守鲍德之请，出任他的主薄，掌管文书工作，八年后鲍德调任京师，张衡辞官回家，继续研究天文、数学方面的学问。邓皇后的哥哥、大将军邓骘听说张衡才能出众，屡次征召他，他也不去应召。公元111年，张衡被汉安帝征召进京，拜为郎中。公元114年，张衡迁任尚书郎，次年迁为太史令，此后曾调任他职，但五年后又调任为太史令，总计算来，张衡在太史令这个职位上供职达十四年之久。公元133年，张衡担任侍中，三年后调任河间王刘政的丞相，又三年后，张衡向汉顺帝上表请求退休，没有批准，反而被任命为尚书，也就在这一年（公元139年），张衡去世，享年6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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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实际上是有做官的才能的，比如任河间相期间，他严整法纪，打击豪强，颇有政绩，但他对做官不太热衷，做不做官在很大程度上凭自己的喜好判断，比如邓骘请他去做官，他就不去，可能是他对邓骘这人不感冒，而鲍德请他去做官，他就去，而且一干就是多年，可能是他比较欣赏、仰慕鲍德此人。鲍德很有学问，担任南阳太守之时，大力兴办郡学，对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颇有贡献，鲍德自南阳太守职位上调任后，张衡也就辞官回家了。张衡担任时间最久的官职是太史令，太史令这个官职在东汉时期掌管天文、历法、祭祀、医药等工作，是一个技术官职。张衡在此职位上一呆多年，不操心升迁的事情，自己不着急，别人反倒着急了，有人曾对他说，你有做官的本事，又能写漂亮文章，为什么不在仕途上积极进取呢？劝他立功升官，张衡作文应答，说：“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耽禄之不多，而耽智之不博。是故艺可学，而行可力也。”表明了自己志趣之所在。正是在太史令这个职位上，张衡得以发挥自己的天性，利用国家资源，完成了很多重大的科研工作，他一生最主要的科学成就，都是在此期间取得的。

有论者认为张衡有政治抱负，并将张衡之所以在官场上多年没有得到升迁的原因归结于政治黑暗，而张衡不满当时的政治生活，也对做官持消极应对的态度。理由有三：一是张衡在为官期间，多次给皇帝上表陈述政治利弊；二是张衡在他写的一些赋里，比如《二京赋》、《归田赋》，对当时的政治现实表达了不满，并流露出了归隐田园的愿望；三是来自于《后汉书•张衡传》里的一则记载，说是汉顺帝时期，宦官专权，张衡担任侍中期间，有次汉顺帝问他：当今天下人最痛恨的是谁？汉顺帝身边的宦官害怕张衡说出自己，都给他使眼色，张衡最终没有对汉顺帝说实话，只是“诡对而出”。不过最终宦官们还是没有放过张衡，联合起来诋毁他，张衡最终外调为官。但笔者认为以上分析并不客观准确，先说张衡给皇帝上表陈述政治利弊的事情，实际上，这是一个官员的正常工作，就像公司员工给领导交工作总结一样，提些意见，谈些想法而已，并不能说明张衡有多大的政治抱负；再说政治黑暗的事情，张衡一生，经历了汉章帝、汉和帝、汉安帝和汉顺帝四位皇帝，这四位皇帝当中，至少汉章帝和汉和帝都是比较明智、有作为的好皇帝，他们统治期间，正是东汉走向最强盛的时期，说此时政治黑暗，显然说不过去。汉安帝和汉顺帝时期，被认为是宦官专权比较厉害的时期，但宦官到底专了多大的权，有多么恶劣的后果，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至少他们没有把张衡怎么样，张衡还是照旧做官，没受什么太大的迫害；第三，张衡在一些赋里，表达了一些不满情绪，这也好理解，即使再政治清明的时代，也会有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文章家发发牢骚，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后人把这种牢骚之词，当作当时政治黑暗的证据，并进而为文章家鸣不平，这恐怕有些想当然的成份；其四，张衡之所以没有在官场上有大作为，根本原因在于他的人生志趣不在做官，早年他就不应孝廉和公府征召，完全是一种自愿行为，没人逼迫他。后来他之所以在太史令的职位上一呆多年，也是出于自愿，因为这个职位为他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太史令这个官职，据说从夏代末就开始设置，但是每个朝代，太史令的职能却不尽相同。西周、春秋时代太史令的主要职能是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监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是朝廷的大臣；西汉时代太史令的主要职能是掌管天文、历法和记录史事等；东汉时期，太史令不再负责记录史事和撰史工作，修史之类的工作，主要由其他官职兼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数，岁末上报新年历，同时负责国家祭礼、记录一些瑞应灾变之事等，太史令署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一起的“科学院”，而张衡的地位就相当于“科学院”的院长，这是一个他认为很适合自己天性的工作。

总而言之，张衡是一个不想做官，在政治上也没有多大理想抱负的人，他无意于“与人斗”的政治游戏而专注于科学研究方面，沉浸其中，乐此不疲。

以上笔者费了诸多笔墨来说明张衡在官场上没有太多作为的原因，多少有些无聊，也有感于当今的一些治学风气之恶劣，比如为某个人物做传，尤其这位人物是一位文人之时，某些学者为了突出人物的形象，不分青红皂白、不讲道理不顾事实地将他写得好到不能再好，而对于此人物的对立面，则写得坏到不能再坏。这种治学态度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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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太史令虽然不再负责修史的工作，但张衡在其他职位时，做过历史研究工作，也有过历史著述，只不过没有流传下来。汉安帝时期做郎中时，张衡奉命在东观（东汉宫廷中贮藏档案、典籍和从事校书、著述的处所）与刘珍等人撰集汉记，参与制定汉家礼仪，但这项工作因参与者后来各自调任他职而没有完成。担任侍中期间，张衡曾上书请求专门从事档案管理工作，补缀汉朝的史书，但这些上书都没有下文。张衡针对汉朝历史提出过一些独特的观点，比如他对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提出过批评意见，还说王莽是篡位之人，没必要在史书中多做讲述，又说光武帝刘秀起事之初，本是更始皇帝手下的将领，因此光武年号应从更始王朝算起，当然这样的建议，皇帝是不会采纳的。总的来说，张衡做过历史研究，但成就不大，没有太大影响，但他的治史态度是科学严谨的，甚至较真到有些天真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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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的好友、东汉时期著名书法家、也是一位对天文数学很有研究的学者崔瑗曾这样评价张衡：“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张衡的一生成就。郭沫若先生对张衡的评价是这样的：“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张衡在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绘画和文学等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确实是一位全才，我们先来说说张衡的科学成就。

天文学方面，张衡主要成就如下：

1、著有《灵宪》和《浑天仪图注》，系统表达了自己的天文学理论；

2、讨论了宇宙起源问题。张衡认为宇宙有一个从产生到演化的过程，从无到有，经历了“溟滓”、“庞鸿”、“太玄”等几个过程，这是他对中国传统天文理论的总结和继承；

3、认为宇宙具有无限性。“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意思是说宇宙在空间上没有边界，在时间上没有起点。

4、解释了月食发生的原因。张衡认为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太阳光照到月亮上才产生光亮。月亮之所以出现有亏缺的部分，就是因为这一部分照不到日光。所以，当月和日正相对时，就出现满月。当月向日靠近时，月亮亏缺就越来越大，直至完全不见。

5、算出了日、月的角直径，其数值接近于近代天文学的测量结果；

6、认识到了行星运动的快慢与距离地球远近的关系；

7、观测和记录了两千五百颗恒星；

8、得出一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的结论，与近代所测地球绕日一周历时365天5小时48分46秒的数值相差无几；

9、继承和完善了浑天说，并制作了浑天仪。

数学方面，张衡有以下成就：

1、《后汉书》记载，张衡写过一部《算罔论》的数学专著，不过可惜，至迟到唐代时该书就失传了；

2、张衡算出了圆周率值为10的开方，为3.16左右，也有学者根据对《灵宪》的校勘，认为张衡实际上已经算出了圆周率值为3.1466，较10的开方精确了不少。所以干脆有人认为张衡算出的圆周率值在3.1466和3.1622之间。

地理学方面，张衡的主要贡献是发明制作了地动仪，历来人们都把地动仪当作是测量地震的一种仪器，但笔者对此有不同意见，后文再述。

为了纪念张衡在天文学上的功绩，人们将月球背面的一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将小行星1802命名为“张衡小行星”。客观来讲，张衡的不少天文学理论，在今天我们看来是不正确的，但这并不重要，按卡尔•波普的说法，科学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被证伪的过程，重要的是张衡探索宇宙的精神，这是我们民族精神中非常稀少的资源，需要我们倍加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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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说一下张衡的浑天说学说。

天文学在汉代，已经形成了一些比较系统的理论，最主要的有“论天三说”，即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

所谓盖天说，总的来说，认为地是平的，像一个棋盘，天则如一个圆锅盖盖在地上；

所谓宣夜说，认为天地没有一定的形状，所有天体漂浮于虚空之中，受“气”的推动而运行，进退不一；

所谓浑天说，其核心理论认为天是一个圆球形，包裹着地，张衡是此理论的继承者和完善者，他用形象的语言如此描述：“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一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其两端谓之南北极。北极乃天之中也，在正北，出地上三十六度。然则北极上规径七十二度，常见不隐。南极天地之中也，在正南，入地三十六度。南规七十二度常伏不见。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强半。天转如车毂之运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这段话的大概意思就是：天球像一个鸡蛋，而地就像鸡蛋黄，独处在蛋的中央。天大而地小，天包裹着地，天球内的下部有水。天靠气支撑着，地则浮在水面上。二十八天宿覆盖于天球之上。一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但又被一分为二，所以，天球围绕天极轴转动时，总是一半在地平面之上，另一半在地平面之下，所以同一时刻我们只能看到二十八宿中的一半。由于天北极高出地平面三十六度，所以天北极周围七十二度以内的恒星永不落下，而天南极附近的星群永远不会升起。

根据浑天说理论，在前人制作浑天仪的基础上，张衡制作了一台新的浑天仪，浑天仪是一个可以转动的铜球，铜球外表刻有二十八宿和其他一些恒星的位置，球体内有一根铁轴贯穿球心，轴的两端象征北极和南极，球体的外面装有几个铜圆圈，代表地平圈、子午圈、黄道圈、赤道圈，赤道和黄道上刻有二十四节气等。总之，张衡把自己当时所知道的天文现象，都刻在了浑天仪上，然后利用水力，推动铜球转动，如此，人们就能很直观地看到天体运动的情况。

实际上，汉代的宇宙理论，除了以上的“论天三说”之外，还有地动说。近代西方天文学关于地动说的核心观点是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绕着太阳不停地转动。汉代的地动说，也认为地球不是静止的，而是绕着一个圆形轨道在运动。《尚书纬》中《考灵曜》就说：“地与星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之中.春则星辰西游，夏则星辰北游，秋则星辰东游，冬则星辰南游。地有四游，冬至地北上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南而东三万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常动不止，譬如人在舟中而坐，舟行而人不自觉。”.这段话里明确说出了“地有四游”，就是指地球绕一圆形轨道而转动，与后来西方的地球绕着太阳转动的地动说相比，只是尚未提到地球转动是以太阳为轨道中心而已。

不过在汉代，关于地动说的记述，多见于一些 “纬书”当中，被当作是不同于“经书”中学说的异端学说，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在各种论天说里，没什么地位。

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这三种论天说里，宣夜说在今天看来是最接近于近代宇宙学观点，但在汉代地位也不高，这是因为这种理论，超出了人们的实际生活经验，并且也缺乏观测手段和实证意义，因而远不及盖天说和浑天说为当时人们所接受。盖天说和浑天说之间，有所谓的“浑盖之争”，但总的来说，浑天说占了最终的上风。盖天说和浑天说都利用天文仪器观测天象，但浑天说比盖天说多了一层官方色彩，早在西汉汉武帝改制、设五经博士官的时候，就在民间招了一批研究历法的人，其中有一位名叫落下闳的人持浑天说，并通过制造浑天仪观天象，制定了太初历，从此浑天说就从民间学问成为官方学说，自此以后汉代官方研究历法者大多持浑天说，到张衡的时候，由于他担任了太史令的官职，接受浑天说一方面有传统上的顺理成章，另一方面也是他通过仔细观察、研究思考之后的一个结果。正是由于张衡完善发展了浑天说，又加上他在天文研究上的重要地位，所以后来浑天说就成为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官方主要学说，所不同的只是历朝历代都有人进行修正完善而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

我们现在谈论浑天说、盖天说等，好像它们之间是完全对立的，其实不然，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张衡的浑天说，就吸收了盖天说和宣夜说里他认为合理的部分，同时还有地动说的影响。他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实际上就是说天和地是回旋浮动的，这已经有了地动说的影子。仔细研究张衡的浑天说，主要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天体是圆的并且是运动的，天体运动的轨迹也是圆的，并由此建立起来了球体运动模型，同时，地球也是处在运动过程当中的。因此，将张衡的浑天说理解成浑天地动说似乎更为恰当，笔者甚至认为，张衡制作地动仪，其原本出发点就是为了测量地动，下面详细论述一下。

 我们也曾仰望星空——怀念张衡

◎河南南阳张衡博物馆

   该博物馆位于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小石桥村西北隅，由张衡墓、陈列室等组成，里面还有张衡制作的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的复制品。本刊记者于2013年国庆期间曾去该博物馆参观拜谒，但让人感觉遗憾的是，此处非常寂寞冷清，陈设没有实质性内容，没有导游讲解，没有相关资料可供购买，与南阳市诸葛亮的纪念地的热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反映出了我国国民思维天性里对科学的淡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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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看学界历来是如何看待张衡的地动仪的。

首先，张衡发明地动仪的事迹，见载于《后汉书•张衡传》，文中对地动仪的形制描述详细，而且还记载了地动仪测量到了陇西一次地震的事情，也就是从这一次准确测量之后，朝廷责成史官根据地动仪记载每次地震发生的方位；

第二，张衡的地动仪，全称是候风地动仪，关于这个名称，学界有一些争论，有人认为实际上是两种仪器的合称，一种是候风仪，是测量风向的仪器，一种是地动仪，是测量地震的仪器，但更多人认为就是一种测量地震的仪器；

第三，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地动仪是张衡为了测量地震而发明的一种仪器，起因是东汉时期，全国各地地震频繁，尤其是公元128年发生在京师洛阳的地震，对朝廷震动很大，汉顺帝下诏百官研究应对地震的办法，张衡于是制作了地动仪。不过在东汉末年，张衡制作的地动仪就失传了；

第四，现在也有一些学者对地动仪是否能够准确测量地震提出了质疑，认为人们夸大了地动仪的作用，至少，地动仪并不能测量出地震发生的地点，顶多只能测量出地震发生的方位；

第五，近现代以来，包括中国、日本和英国等国家在内的一些学者，根据《后汉书》中对地动仪的记载，制作出了张衡地动仪的复制品，但据说由于没有完全理解张衡的发明原理，因而这些复制品的功能并不完全，有的甚至根本不具有测震功能。今天河南南阳张衡博物馆里放置的地动仪，就是仿照中国古代科技考古学家王振铎复制的张衡地动仪模型建造的，不过只是个模型，不能测震。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的于安君先生通过对《后汉书•张衡传》里有关地动仪记载的仔细研究，根据自己的理解，也复原出了一个地动仪模型。陕西省宝鸡市减灾办公室的周可兴先生，对张衡地动仪的工作原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周先生研究过地震时地底下氡气对蛇类的影响，他认为张衡制作的地动仪，外表之所以有龙和蛤蟆两种动物，这是张衡观察到了地震发生时出现的物候现象，地震发生时，蛤蟆等动物有灵敏的先兆性反应，因此，张衡就把“龙”和“蛤蟆”的形象设计在了地动仪上，所谓“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笔者赞同周先生的研究，中国人历来把蛇称之为“小龙”，因此《后汉书》里记载的张衡地动仪上的“龙”，实际上应该是“蛇”。关于于安君先生复原地动仪的原理及过程，和周可兴先生关于地震发生时氡气对蛇类影响的研究，请参看本期《从复原地动仪说起—于安君侧记》和《周可兴先生印象》两文。

以上笔者总结了学者看待张衡地动仪的一些基本观点，仔细分析，有合理之处，但也存在着不少误解，甚至有些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有些学者认为地动仪顶多只能测量出地震发生的方位，而不能准确到具体地点，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张衡的地动仪对地震的测量准确程度，的确值得怀疑，笔者认为这种测量，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这大概就是张衡地动仪失传的一个原因，换句话说，因为地动仪不管用，后来人们就弃用了。

其次，关于候风地动仪到底是一种仪器还是两种仪器，笔者认为的确是两种仪器，即一为候风仪，一为地动仪，但这两种仪器却同属于一个测量系统。但这种测量，不是为了测量地震，而是为了测量并验证地球是运动的这一理论。我们不妨这样来理解这个测量仪器系统，在张衡的理论中，运动的地球好比一辆行进中的车子，它在行进过程中，产生了风，这就是候风仪的主要功用，张衡是想通过测量风来验证地球是运动的；同时，车子在运行过程中，会有颠簸，这就是地动仪的主要功用，张衡是想通过测量这种“颠簸”来验证地球是运动的。正是在这个测量过程当中，地动仪无意之中测量出了地震，全属误打误撞，但张衡的本意并非如此。

所以说，张衡的候风地动仪这一测量系统，该测量的东西实际上并没有测量出来，究其原因，在于测量方法有问题。比如说候风仪是想证明地球是运动的因而产生了风，但张衡的测量方法却是源于经验观察，好比是在一辆封闭前行的车子里插了一面小旗，本意是想通过小旗的飘动来证明风的存在，但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小旗是不会动的。现代科学证明：风的产生是由于空气受热或受冷而导致的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产生移动的结果。太阳照射着地表的不同区域，各地所受的太阳辐射并不一样，就造成了有的地方空气热，有的地方空气冷。热空气比较轻，容易向高处飞扬，就上升到了周围的冷空气之上；而冷空气比较重，会向较轻空气的地方流动，于是空气就发生了流动现象，这样就产生了风。所以张衡的测量方法自然测量不出风的存在。同样，张衡的地动仪，测量出了地震，也只能说明地球内部是运动的，但测量不出地球这个球体本身是运动的。

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否定张衡的候风地动仪的科学价值所在。张衡的测量方法虽然拙朴，不过在当时，的确难能可贵，而且天真浪漫，富有美感。同时，张衡的地动仪测量出了地震，这也是很了不起的，现代科学发展到今天，依然对地震的成因不清楚，假如地震的产生与地球本身的运动有关，那么张衡的地动仪就有了很大的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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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长期担任的太史令官职，其职能并非进行纯粹科学研究，实际上主要还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比如掌管祭祀仪礼，甚至还有占卜方面的工作，或者进行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用科学研究，比如观天象制定历法，等等。但张衡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仅只做了这些，而是同时在研究宇宙和大地本身的客观规律。他做这些，不是来自外部力量的推动，而是生命天性使然，并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中国的历史中，多为现实奔走的人，多能工巧匠，在科学上也多擅长制作技术的人，但少张衡这样沉浸于冥想之中，既有科学制作又有理论研究的科学家，这正是张衡在中国古代科学史上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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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梳理张衡的科学成就，翻阅近人的文章之时，笔者常常看到这样的话语：张衡提出的某某理论，比西方科学家早了一千多年，张衡的某某发明创造，又比西方科学家又早了一千多年。说实话，这样的话并没有激起笔者多少自豪之情，反倒有一些心酸。是啊，我们曾经有过张衡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对世界文明有过原创性的贡献，但后来我们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呢？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科学事业，只能跟在西方先进国家的后面亦步亦趋地学习模仿呢？我们曾经仰望过天空，探索过世界的本质问题，但现在却只是紧盯着别人的脚后跟，在如此寒酸的情况下却说自己祖上曾经阔过，又有什么意义呢！

得找找原因！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前文提到过，很多学者为张衡一生没有当上大官，在政治上没有大作为而耿耿于怀，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心态，深刻反映出了国人灵魂里的官本位思想和实用主义思想。一个人读书受教育，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做官，官做得越大，成就就越大，成就越大，意味着得到的实利就越多，其它的一切都是“务虚”，这是张衡钻研科学，而被人认为“好玄”的原因，意思是说这人尽干“不着调”、“不靠谱”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尽管在很早以前就出过张衡这样追问世界本质的科学家，却终究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的根本原因。即便是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在谈论张衡的成就之时，并不是来自于内心深处的真正赞美，更多的是一种炫耀，人们拿张衡的故事教育孩子，也不是出自培养孩子的科学兴趣的目的，更多的是他们认为如果取得了张衡那样的成就，就可以换来升官发财等实际利益。

张衡的一些科学著作，大量失传，比如《算罔论》，即便如《浑天仪图注》、《灵宪》等，也只是残文，他发明的一些仪器比如地动仪，后世也已失传，其中原因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和中国古代没有一套完整的公共科学体系有关，即便政府设有诸如太史令这样的官职，其根本目的还是为现实政治服务，而不是着力于科学传承，科学的传承，往往取决于前辈学者的个人影响力和后辈学者的个人天赋，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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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的《思玄赋》是汉赋中的名篇，关于《思玄赋》的基本主旨，《后汉书•张衡传》认为是张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仗，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意思是说张衡在受到汉顺帝身边宦官们的诋毁排挤后，常常思谋自身安全的事，认为福祸相因，幽深微妙，难以看清，于是写了《思玄赋》表达和寄托自己的情思。这种观点为后来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依笔者之见，《思玄赋》与其说是一部文学作品，不如说是一部哲学著作，与其说表达了张衡对政治人事斗争的厌倦，不如说深刻地表达了他追问世界的思考，开篇就说“仰先哲之玄训兮，虽弥高而弗违。”有学者将“玄训”注释为“道德之训”，显然理解有误，理解为“关于终极存在的讨论”才恰当准确。

《思玄赋》篇幅很长，表达的意思比较复杂，作者思绪上天入地，意象缤纷，目接不暇，有些句子在今人读来比较拗口难懂，因此，在此并不全文引用，只是选择其中一些具有科学探索精神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以管窥张衡思考之所在。比如

“坐太阴之屏室兮, 慨含欷而增愁”、“经重阴乎寂寞兮, 愍墳羊之深潜”

这是《思玄赋》一段中的两句话，并没有紧连在一起，但逻辑是一致的，意思也是相连接的，大意如下：

我坐在书房当中，没有点灯，

暮色渐渐将我吞没，眼前漆黑一片，

但我的思绪却飘进了一个更为幽深黑暗的世界，想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

不知不觉到了午夜，在这安静清冷之极的时刻，

想起蚯蚓潜行于地下，

我是该怜悯它的寂寞，还是体会它独处于大地深处隐秘的快乐？

又比如：

“追慌忽于地底兮, 轶无形而上浮”

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如下：

大地突如其来的震动让人恐慌不安，

但它倏忽而去，

我想要追上这大地的震动，直深入地底之下。

万般有形之物的背后，一定另有原因，

我要超越这些物形的表象，追寻背后的原因。

从以上所引用的句子可以看出，作者的思维方式和所表达的内容，是在中国的文史著作中很少能见到的，读这样的句子，感觉像在读古希腊哲学家和西方现代诗人的诗歌，表达的都是对世界本原和终极存在的追问精神。从这个角度来讲，张衡完全是一位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家或者诗人。

在追寻未知世界的过程当中，张衡有很多的感慨，他说：“何孤行之茕茕兮，孑不群而介立？”这是一位先驱者走得太远、四顾无人的孤独，但显然他很享受这种孤独，对于思想者来说，他们和常人一样，感受到了孤独的痛苦，但和常人不同的是，他们更体验着这种痛苦后面的快乐，正如尼采所说的：“我回到孤独，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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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汉文学史上，张衡有一席之地。对于张衡来讲，文学本来只是副业，但最初让他成名的，偏偏却是文学。人们称赞年轻的张衡有才，是说他有文才，年轻时张衡拟班固《两都赋》而作《二京赋》，在当时的文坛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张衡科学方面的著述，不少已经失传，唯独文学作品，大多流传了下来，这一方面说明我们民族科学意识淡漠，另一方面也让张衡在历史上保留了应有的关注度，至少人们在研读张衡文学作品的同时，也会注意到他科学家的身份，有兴趣的人也许还会去研究他的科学成就，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张衡重要的文学作品有《二京赋》、《归田赋》、《四愁诗》等，其中《二京赋》记录了汉朝长安、洛阳的都市风貌、宫殿建筑以及百戏表演等等，可以称之为时代的画卷，今天看来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归田赋》在文学史有一定地位，虽然还有大量铺陈，但语言较之汉大赋要朴素许多，风格上也清新得多，有研究者认为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即受到了《归田赋》的影响；张衡的《四愁诗》在形式上很特别，既有楚辞的痕迹，比如“兮”字的运用，又有《诗经》中复沓重叠，在诗体形式上对后世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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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为张衡作传时，没有将他归于官员或者文学家的类别里面，更没有将张衡当做方士对待，要知道，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一代名医华佗，就被范晔归到方士一类里去了。《后汉书》里，《张衡传》是单独成篇的，并且被安排在列传第四十九，这种安排颇具深意，至少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范晔意识到了张衡是一位非常重要、特别的人物，所以他将《张衡传》安排在了列传第四十九，一个靠前的位置。

第二：张衡到底重要、特别在什么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范晔却不是很了解，也无法将他归类，如果当时有“科学家”这个称谓，事情就好办多了，可惜当时没有。在《张衡传》的最后部分，范晔提出了自己的很多疑惑，比如他意识到了张衡在研究关于天地等一些玄玄乎乎的问题，也承认张衡很有智慧，但他却不理解这种智慧到底有什么作用，对于道德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但范晔了不起的地方，是单独为张衡做了传，这等于给了张衡一个地位，留待后人去发现他的价值，容纳了异类，保留了先知。

从今天我们的角度来看，张衡是真正的先知，为未来准备的人物。张衡的存在，首先证明了我们过去有过和西方一样伟大的科学家，也曾站在科学的“门槛”上；其次，也提醒我们现在要继承这种被湮没的传统；最后我们要说，张衡这样的科学家，我们现在就有，比如璩效武先生，比如杜乐天先生等等，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悲观失望。